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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5日

黃伯農

未來學的未來

世界局勢變幻,COVID-19所引發的政治經濟危機使人類面對很多不確定性。我們可如何掌握和預測未來?如何有效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回答以上問題,本文從英語學界關乎「未來研究」(futures studies)、預測科學(forecasting science)和前瞻科學(foresight science)等學術期刊入手,回顧過去20年的最新發展,整理一套能預測未來,也能有效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方法論,去創造人類命運共同未來。

未來學的始創者被認為是德國哲學家菲恬(Ossip Flechtheim)。他於1943年先提出「未來學」(Futurologie)這概念。作為一門應用研究和跨科際學科,菲恬認為未來學的目的是消除戰爭、促進和平、穩定人口增長、消除飢餓貧窮剝削、民主化國家和社會、保護大自然,以創造新人類——「文明人」(homo humanus)。

1957年,法國未來學家貝格(Gaston Berger)創立了「預測學派」(La Prospective)。貝格認為科技和社會的急速變遷使預測未來困難。與其預測未來,貝格堅持未來學應準備人類應對不斷改變的世界,幫助人選擇合適方案去達到預期目標。他提出「未來已嵌入現在」(future is embedded in the present)的看法,稱未來學更需人活在當下地面對客觀事實、選取價值觀和積極決策,才可使理想未來發生。換言之,預測未來須建基於那些具未來指導性的現存事實之上。1961年,法國未來學家祖芬尼(Bertrand de Jouvenel)出版了《推測的藝術》(Art of Conjecture)一書。他指出「事實」(facta)建基於科學,但「未來」(futura)尚未發生,所以不能被科學證明是事實,「未來」只是人所構想出來的期望或理念,包含人的恐懼和希望。未來學不是科學,而是藝術。

後來祖芬尼的「事實vs未來」二元對立論被美國未來學家貝爾(Wendell Bell)修正。貝爾提出「本質」(dispositions)作為接駁「事實」與「未來」之間的橋樑。有如糖的「本質」是讓它遇水會溶化一樣,玻璃的「本質」讓人預知它會跌破在地上的必然性。貝爾指出未來事態發展的可能性已蘊含在事物的「本質」之內;只要人能掌握事實的「本質」,便能預見未來發展可能。換言之,事物的「本質」就是那些能條件化未來的當下事實。為了掌握未來,我們須認清構成現實的不同層次、因果關係和結構性特質。

兩種未來學觀

從社會理論的「結構vs行動」(structure vs agency)的二元論去看,早期未來學家奠定了兩種未來學「模範」(paradigm)。作為「現實」一種,未來不單是「產品」(product),也是「過程」(process)。「未來是產品觀」側重以結構為本分析法(structure-based analysis)分析事實,視未來為人類主觀意識和行動之外發生和構成的客觀「產品」。「未來是過程觀」則以行動者聚焦分析法(agency-focused analysis),視行動者為塑造未來「過程」之中,視未來為人類主觀意識和行動的部分結果【見表】。

這兩種未來學觀已被近十年的「路徑依賴論」(path dependency)和「路徑創造論」(path creation)之間的辯論所引證出來。跟「未來是產品觀」相似,「路徑依賴觀」視未來是過去的延續,已被歷史事件所構成的「制度規律」(institutional pattern)所決定。跟「未來是過程觀」相近,「路徑創造論」則批評「路徑依賴論」無法解釋「路徑創新」(path-breaking)現象,提出行動者具主觀能動性去創造新路徑、改變現實和創造未來。

看來近年未來學界有明顯轉向以「行動者為本」的分析方法,有人便提出「規劃新興路徑」(planned path emergence)等強調人為介入規劃未來的未來學方法論。

未來學自此發展成三種方法論:「概率主義方法」(probabilistic approach)、「可能主義方法」(possibilistic approach)和「建構主義方法」(constructivist approach)。

概率主義方法

首先,「概率主義方法」以統計學和量化研究方法去搜集和交叉運算數據,再基於能知過去規律去推斷未來發展。這種讓過去決定未來的知識論於經濟學和石油市場分析等領域一直被重用。由於「概率主義方法」讓過去決定未來,它的推理方法便沿用傳統的「演繹推理法」(deductive reasoning),從已知規律或理論去推論未來發展。

可能主義方法

另外,為了控制不確定性中的不可預測性,「可能主義方法」選擇集中模擬多個可能出現的未來「情景」(scenario),去將「可預測的不確定情景」和「不可預測的不確定情景」分開、處理和規劃。因為「可能主義方法」旨在預早準備和介入不確定情景,它便被視為一種能塑造未來的方法論。

過去幾十年,「可能主義方法論」發展了很多研究方法,應用範圍廣泛,包括風險管理、軍事、財富管理、金融和數碼媒體等。以下以安全情報界常用的「德爾發方法」(Delphi method)去拆解其竅門。

源自1950年代美國,「德爾發方法」是國防部的人工情報方法。與市場學常用的「焦點小組」(focus group interview)方法相似,德爾發方法卻只會招募專家入組。德爾發小組可以定期舉行,但必須由專責人員主持、放題和組織,小組討論須被有效調控和結構化到每位成員都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小組目的是從不同角度和方向去推想各種不確定情景的可能發展方向和應對方案。

竅門是以「塑因推理法」(abductive reasoning)去推演各種不確定情景的出現形態和可能性。有別於傳統「演繹推理法」,「塑因推理法」容許推論者只依據部分事實去大膽推斷未來事態發展方向的可能和建構理論。其實「塑因推理法」是一種「歸納推理法」(inductive reasoning),只不過後者要求以全面事實去建構理論。

建構主義方法

第三種方法論是近年才冒起的「建構主義方法」。有別於前兩法,「建構性方法」假設未來並不存在,人無法得知未來如何。與其解決知識論上的不確定性,「建構主義方法」倡議從本體論入手,強調未來完全取決於行動者,倡導完全以行動者為核心的創建未來議程,讓行動者完全成為未來的主人翁。「建構主義方法」倡導以行動者之間的對話和合作去共同創建那未定的未來。所以「建構主義方法」也是行動者為本的未來學派的極端方案:未來不可透過探知,而是透過「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創造出來。

我認為以上方法論並非互相排斥,可同時因應情況被交叉運用。未來學將會繼續大大發展,終讓人類得到更有效方法去掌握和創造未來。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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