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20年10月26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一國兩制還需要香港嗎?

國家主席習近平南下出席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出現在主席台上的十六人當中,香港出身的有三位(林鄭月娥、梁振英、董建華)、港澳系統則有韓正、夏寶龍及駱惠寧三人,再加上澳門的何厚鏵及賀一誠,在這個慶祝深圳大典的主舞台上,一半人皆直接與港澳地區有關。反而深圳及所轄的廣東省裏不少主要官員,並未有出現於台上。習近平在典禮上數次提及「一國兩制」,強調深圳受「中央賦予」的「歷史使命」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破了傳統觀點認為「一國兩制」只能單純應用於港澳地區裏的執思上,同時以「兩制」借代着中國大多數地區所沿用的管治經濟制度一制,以及個別「試點地區」所沿用的另類一制。

反觀一河之隔的香港,港人在過去一年半,民心躁動。固然有不少人士無奈之下接受香港看似向下滑的前進軌跡,也有不少人認為香港在平穩過後自能重新出發。可與此同時,十幾年來累積對政府管治的不滿、社經不平等的根深柢固,以至對中央根本的不信任,令不少港人對「兩制」前程悲觀非常。有不少人卡在政治及意識形態問題上,認為今時今日香港,「一國兩制」已經蕩然無存。

深圳與香港兩者之間的反差,某程度上呼應着一年多前的香港市況。去年國慶,北京內地普天同慶,香港則陷入放火堵路的癱瘓困境之中。斯人已去——香港的青春小鳥是否不會再回來?「一國」需要「兩制」、香港需要「一國兩制」,但「一國兩制」還需要香港嗎?

需要,不需要,並不重要。與其如此被動地反問、推測,倒不如反思一下,香港可以如何在今時今日的國家發展下重塑自身地位重要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論證「一國」之下,香港此獨特制度對中央及港人的雙利性,反駁沒有國家觀或本土觀的兩極。香港是否已經「被攬炒」、已經「禮崩樂壞」,並非一個具建設性的命題。真正需要思考的命題是,我們如何能夠確保我們對「一國」、對「兩制」,皆抱持着我們獨特的價值,並在一個不再軟弱或依靠港資的國家經濟體裏,繼續發揮我們獨特影響力及作用。與其盲目追求縹緲的「國際線」、執迷於界定所謂的「本地線」,是時候讓香港反思「國線」──尋覓在國家之內,國與國際之間的一條新出路。

一、本為國家試驗場,兩制相煎何太急?

「一國兩制」成立的初衷,有不少人認為乃是中央所提倡的一種折衷方案,以讓中國能夠順利在英國手上「贏回」香港執政權,從而合理化及論證中國的政治覺醒及獨立。但這種說法,未免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八十年代的大英帝國,早已開始式微。戴卓爾夫人在大會堂前一腳踏空,象徵性地道出了英國在外交上由全球勢力漸變為僅是歐洲一方的中型大國的這個事實。所以鄧小平並沒有必要如「截肢式」地自損去迎接香港回歸。2002年陳明顯的《鄧小平南方談話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及2018年洪源遠的《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等書本中曾提出的觀點則是,當年中央希望香港能成為中央的一大「試驗場」,對國家具備作為指標的作用,成為中央在回歸以後推演及推動自身改革的一大「沙箱」(sandbox)。

改革開放初期,大陸從香港的經濟模式上看見「經濟特區」的重要性,故刻意引進港資,在廣東省沿海及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浦東)引進外資及資本主義架構。草根經濟的萌芽、中小企及個體戶的獨立發展,讓國家意會到政治鞏固與經濟開放的相輔相成,透過向當時平均生產總值差不多是中國兩成的香港學習,從而找到所謂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深圳特區的誕生,正是為了緩衝中港之間的經貿來往,透過與香港就近的天時地利人和,配合南中國其他重點城市(包括廣州及廈門)的經濟,讓珠三角地區摸索出適合自身的改革道路。

開放至今,轉眼已過四十年。國家一直兩條腿走路。但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府施政不善、民心所向未能歸順於建制、本地權貴熱愛內地市場但忘記了基層港人的血淚,令香港變成了一座「跛腳」城市。當年香港走在國家前端地推行放任資本主義,今天國家對資本主義的監管或適當放任早已有了一定的成熟掌握,港人卻仍然自我感覺良好,以為「制度性管治」及「法治」這些對港人根深柢固的價值觀仍是「有麝自然香」,毋須反思國情與這些「概念」或價值觀之間的互動,從而令香港墮入故步自封的思維,不斷在政治質疑及排斥下原地打轉。港府不認知內地需要的、欠缺的;港商意味到內地所需的,但大多沒有嘗試將港人或本土經濟利益融入「北上發展」的鴻圖大計當中;普羅大眾小市民對國家的認識,仍然停留於八十年代「強國好落後」的迷思當中。這樣的前提下,香港又怎能擔任破舊立新的「沙箱」?

若香港要重新確立自身地位,必不能視國家發展觀為「不關我事」的局外事,或視深圳為單純的競爭對手。香港若要找回「法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必先放下無謂的政治正確爭論。與其盼望國際社會會「同情」香港,「站在港人一邊」,倒不如想一下,到底要怎樣才能讓中央看到香港真正的潛在價值?香港得天獨厚的法律基建、金融上的融資能力、完善的國際人才配套,理應可以讓其成為國家實驗金融科技、法律科技,以及創新生活模式的一個試驗場;香港當然也可以參與與深圳有所區分的某些創科(例如醫學及生化科技)行業當中,從而招攬獨愛香港生活模式的外來人才到港。當然,要做好這件事,首先得要穩定民心,讓外來及本地人才重拾對港的信心,讓不應該走的人留下來、這才是當務之急。

現時有不少建制中人皆鼓勵港人回大灣區,但回大灣區發展有三大糾結位置。第一,大灣區工資、生活配套及生活模式與香港皆有一段距離。在這個價值觀行先的年代,港青及港人需要看見大灣區可以容納他們,才會順應政府或大企業所吹捧的「大灣區漂」思維,北上發展。如今一味鼓吹北投大灣區發展,卻忽視了港人的主觀情緒,只會事倍功半。第二,大灣區當地民眾及經濟體制,又是否能夠完全接納在不少人眼中「媚外」並「自視過高」的港人,所引入的局部競爭及工資煩惱(若港人工資太高,肯定難以服眾;若太低,則會導致工資往下調)。第三,大灣區所提供的行業選擇始終有限,並非所有人那一杯茶。與其盲目鼓吹「北漂」,倒不如將香港經濟體制多樣化,大刀闊斧地從高等和中學教育、創業機遇及配套、外來人才吸納等層面上,較重發展內地需要實驗、需要先驅去「開荒」的領域,從而讓香港的「一制」重新走在「一國」的前端?相信這個結果,港人樂見、國家樂見、也是世界上所有不是盲目反華的國家樂見的事。

二、對「一國」及「兩制」同時負責:完善港人管治

「一國兩制」的制度多樣化,某程度上也是一個最為務實的安排。正所謂一處鄉村一處例。中國各地的官員必須體恤民情、了解自身定位、掌握國情,才能在國家的管治架構裏晉升。能夠管好內陸省份的官員,對重工業及經濟規劃、人口流失及戶口管理、發展中產階級等議題必然具備尤為顯著的認知。反之,管好沿海省份及直轄市的官員,對外資及國際社會接軌必然具有一定認識。這些管治者特徵的來源不是偶然,而是「科舉」及大致以賢為主的管治模式之產物。

有聲音表示,中國乃是一個威權政權,對任何可以改善政治的結構皆會排斥,以至恐懼。但這種說法,忽略了中國借鑑新加坡及當年香港,以及在自身論述研究下所引入的政治改革。香港優秀的公務員系統、三權分立、民眾參政的文化,曾幾何時,對於國內來說乃是管治的旗艦指標。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的中央,在政治研究從「三個代表」邁向胡溫體制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前者關注如何進行將技術官員專業化、將管治官僚技術化;後者則強調政府對人民──類比公司對員工──所進行的有為管理。在這政治演變過程當中,香港入職門檻極高的公務員系統,為國家發展提供了一個模型,再糅合國內因素,拼湊出一套適合國家的管治理念。香港當年的三權分立及對司法獨立的注重,點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協商模式」原則的獨有司法哲學,從而讓內地法學學者及官員能夠着手推動區域性的法制改革。這些改革固然有其不足,也有與香港系統的區別(從內地沿用與普通法不同的歐陸法,可見一斑)。最後,在殖民地時代後期所引入的港人參政機會(殖民地大多數時間皆是由英國政府所直接管轄),也對照着中國的地區民主化(包括地方直接選舉及通過政協議政等渠道),反映出國家從香港汲取到的教訓及經驗。

但香港的優勢,也同時成為了此城的弱點。公務員系統強調「多做多錯,少做少錯」,這本身並非問題。問題卻出於,應該「做事」的問責團隊與應該「監事」的公務員之間的互相不信任及極端制衡,令「做事」者不敢不想做事,也令「監事」者蒙受巨大社會輿論及政治壓力。後者食了整個管治文化所產出的「死貓」,前者則為了籠絡現時既得利益者(包括建制派、商界精英及權貴、各方政治勢力等)而將制度性改革擱置,最終令香港陷入如今的泥漿摔角當中。

「一國兩制」不是「一國一制」。要是特首真正是要對中央問責的話,必須對港人問責。管好香港、令香港民眾感到「一國」對其有立體好處,這才是一位對國家負責的特首。為何香港需要另外「一制」?正因為香港獨有的民情、文化,驅使我們必須另外開闢一套能夠滿足港人價值觀及文化,同時能夠落實管治的論述及管治思維。本土論述及管治思維,乃是達致有效施政的前提及工具,政府有必要適當採納及利用,才能達致以港人為本,國家為背景的有效管治。

同樣,貿然將內地地方城市的語言、管治手法、施政方針套用在香港上,非但未必合適香港現時對政府抱有強烈反感的局部民情,更只會導致一部分港人與國家愈走愈遠,令民心難以回歸。放眼未來,港府有必要在重大國家議題上站穩立場、讓中央感到香港有能力化解對國家所構成的安全危機。同時,港府也需讓持相反意見及價值觀,但仍然奉公守法的港人認同這個國家——也就是我們的國家。這才是秉持香港「兩制」精神的關鍵。

三、不要對香港地位抱有遐想,但也毋須妄自菲薄

今時今日,所有港人——藍或黃,本土或建制——都應該認清四點現實:

第一,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外國政客輿論如何膚淺地激動高昂,也不見任何大國實際上否定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這個現實。當然,有個別別有用心的國家政客,自然想香港愈亂愈好,以制衡中國;

第二,相對於三四十年前,甚至回歸初期,香港無論是在金融經濟、實際民生、人文商貿,以至基本生活條件(如自來水),皆對國家愈加依賴;

第三,香港對於國家的價值在於其法治獨立性及優良的金融體系。自我摧毀這些體系,以求虛無的情感抒發,只會令香港在國家裏面的地位再趨式微。

第四,「中國沒有了香港,生存不了。」是一道假課題,是一道將不少熱血青年煽動上街的意念,也是一個惡意的謊言。撇除香港沒可能與中國切割的事實以外,從「港人」與中央互動來說,任何成熟的政治機械運作都不會單純地依靠着單一經濟基礎或渠道。以為拿着經濟崩潰便可以威脅中央,是天真,也是可悲。

四五十年前的香港,在冷戰時期左右逢源,因為英國在亞太區的「中立國」取態,也同時因為中方夾在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模糊不清的地位。中美建交,香港得益。當年的香港,經濟實力足夠周旋於兩大巨人之間,成為中西皆信任的中間人。2020年的香港,既在中央眼中成為外國勢力的前哨站,也成為了美國對付國家的棋子(筆者曾為《外交家》雜誌就此觀點多次撰文)。中央對港人失去了十年前的耐心或信任。美國也不會視港人為「自己人」。在戰亂之時,美國永遠都不會將「敵人重地」利益置於首位。

香港可能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也是中國國土上唯一沿用普通法之城市。香港對國家的長處在於其國際化的法制,更在於其得天獨厚的生活模式及文化,吸引了世上各地的金融精英、頂尖人才、思想先鋒來到此城。這些歷史及結構性條件滙聚了中西思潮,造就了香港過去的發展軌跡。

但這些優勢,並不會一成不變,也不是永恒定律。五十年不變,說的是香港作為中國試驗場、管治場、對外橋樑角色不變,而並非什麼事、什麼政策皆不變。今天的香港,不再是東亞唯一的自由港,也不再是亞洲唯一的物流中心,更非世上唯一的中西交融之地。深圳今天不是一個普通法地域,不代表其將來不能是唯一一個實施普通法的省轄市。港元與美元掛鈎,現時當然是優勢,但若未來二十年後美元漸趨弱勢,人民幣或歐羅局部性取代其成為世界主流,那香港又如何?

與其繼續自我麻醉地以為香港可以隔岸觀火,漁人得利,是時候認清楚香港現時兩面不是人的根本性「尷尬」了。

與其將香港的未來押在一個損己不損人的悲憤願景中,不負責任地認為此城應當壯烈地「引火自焚」,倒不如反思一下,香港可以如何在中國戰略版圖及規劃中重塑一個良性的對外橋樑角色。

同時,要讓香港重新成為國家對外的首要橋樑,港府責無旁貸。香港必須維持其本身的制度性優勢、需要挽留能與外國對話及游說海外的人才,更應在政策及管治層面上與時並進。躁動的港人必須看見制度內的曙光,看到變革的空間,才會對制度重拾信心。

人民不應將國家設想為假想敵——說比做更容易。但是要如何重新招攬及容納異見,從四方八面滙聚改革力量?這是從政者必須得思考的問題,也是中港兩地需要同心協力去摸索並破解的難題。

「一國兩制」也許不需要香港,但香港、港人、大家,我們值得一個值得我們堅持及維護的「一國兩制」未來。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撰稿人、港區羅德學人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