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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8日

黃伯農

美國CPDC對港美關係的影響

11月下旬,美國會以大比數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CPDC)牽頭者兼共和黨參議員克魯兹(Ted Cruz)便要挾特朗普若否決法案,國會將強行使其成法。特朗普雖簽法案,仍提醒美中正進行貿易談判。

與此同時,國會亦快速通過《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和《維吾爾人權政策法》(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在CPDC影響下,這批法案的通過反映共和民主兩黨已達共識,以民主、人權、制裁和國際充權等手段伸向中港台。相比,前奧巴馬政府的圍堵政策較多支持跟中國有領土爭議的亞洲國家。特朗普政府則採取具攻勢現實主義的對華政策,把圍堵線正式推入港台和新疆等境內地區。

本文追溯CPDC的起源和發展規律,提出美對華政策走向「政權演變」方針,研判未來港美關係變化。

CPDC起源與發展規律

今年4月在首都華盛頓,克魯兹連同白宮前戰略師班農、共和黨前眾議員Newt Gringrich和前中情局長James Woolsey成立了CPDC。成員有國防、情報、傳媒、人權、宗教、商業和學術界及中國異見人士,包括前總統列根的國防顧問Frank Gaffney、前海軍情報官員James Fanell和《美國之音》中文部前總監龔小夏(Sasha Gong)等。CPDC倡導透過增加國防開支行使更強硬對華政策。

CPDC的前身為1950年成立的「當前危險委員會」(CPD),共歷4屆。1947年,總統杜魯門宣布對蘇聯冷戰。1950年,有國家安全人員成立首屆CPD,提出須把國防費用增加3倍。CPD成員透過社評、演講、國會見證和專家報告等製造輿論,成功使國會增加國防開支。

1976年,隨着越戰結束,為反對總統福特(1974-77)和卡特(1977-81)的較溫和對蘇政策,有人復設CPD以削弱美蘇協約,並反對削減國防開支。CPD成員積極建立傳媒聯繫,派遣成員進行巡迴演講和發放連串關於國防、武器控制和美蘇關係的聲明。

學者David Skidmore認為,第二屆CPD以「國家安全」為由,成功迫使總統福特撤換中情局內負責評估蘇聯軍事力量和意圖的隊伍,讓CPD成員入主中情局,導致中情局撰寫了一批「危言聳聽」和誇大蘇聯威脅的情報報告;CPD也成功使總統卡特邀請其成員參與「全球戰略評審」,他們得到與國家安全顧問Zbigniew Brzezinski和國防部長Harold Brown溝通的特別渠道。CPD便促成了蘇聯最終瓦解。

CPD第三次復設發生於2004年。超過100名CPD成員來自「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他們曾於倡導2003年入侵伊拉克戰事扮演重要角色。CPD肩負團結美國人和西方盟友與「激進伊斯蘭主義者」作全球反恐鬥爭,稱他們正「威脅美國人民和數百萬珍惜自由的人的安全」。

今年,CPD第四次復設為CPDC以回應中國崛起。CPDC稱中國領袖尋求透過削弱並最終擊敗美國和「顛覆西方民主政體」,讓中國達到「全球霸權」,美國須增加國防開支去「動員所有國家權力工具」,因為「沒有希望與中共管治的中國共存」;美國須推翻中共政權。

Skidmore指歷屆CPD得以一直成功的規律,是以恐慌動員公眾和盟友,以各種手段推翻蘇聯及中東政權和瓦解恐怖組織。美國社會於集體恐慌之下,歷任總統和國會議員為求自保和避免被指控彈劾出賣國家,都一一就範。現在CPDC也把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誇大,以製造國際恐慌。不過,中國意識形態和軍事威脅不能與前蘇聯相比,中國也比前蘇聯更融入了全球經濟和國際制度內;中國也沒有輸出革命和顛覆國際秩序,只想有更多影響力。Skidmore於是認為,有別於前冷戰,美國現很難要求盟友加入圍堵和推翻中共的行列。

11月,68%民調受訪者贊成美國以《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態支持香港示威者。其實,自6月以來,CPDC主席Brian Kennedy、副主席Frank Gaffney、成員Joseph Bosco、Bradley Thayer和韓連潮等,已於不同媒體和機構發表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論。

CPDC支持制裁香港

8月30日,CPDC發表公開信,促請總統須「與香港站在一起」。CPDC稱1997年以來,中共沒有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給予香港自由自治。為了美國在遠東利益,美國須採取以下措施「幫助香港」:

‧即時制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即時公開支持示威者的五大訴求;

‧要求中共履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當中國出動武警或解放軍時,美國應即時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和廢除香港的「優惠貿易夥伴」地位。

以上證據證明,CPDC為背後促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通過的一大勢力,目的是要透過支持示威和制裁香港以推翻中共。

然而,已有中港英美評論共識到反修例風波所引發的社會動盪,只會強化北京對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的力度。香港為中國引入大量境外投資的國際金融中心,於「一帶一路」扮演重要角色。CPDC想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催化美國政府於將來取消香港特殊地位,以及透過制裁港府以打擊北京。因為香港於經濟和地緣政治上正急速融入中國這個過程中,將無可避免地削弱美國政府對香港自治的信心。

對港美關係的影響

換言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引發北京加強對港行使「全面管治權」,美國也正把港府推向北京。由於CPDC已滲透美國政府社會,未來港美關係將受影響,香港須早作準備,減少港美關係惡化造成的政經衝擊和保障香港安全,有以下方面:

一、繼續歡迎美國投資,同時也準備美國削減對港投資量。因為投資者也預計美國政府或將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便須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關係,增加對全球投資者的優惠待遇。

二、準備美國將繼續支持示威活動。為防止示威激化暴力,中港已制裁有關美國組織和人員,亦制裁接收其援助的境內組織人士。

三、香港已被美極右勢力盯上,成為被利用攻擊中共的戰場。香港政府、商界和各派須盡早根治貧富懸殊等社會不公義問題,及早消除誘發社會不穩的客觀因素。

四、呼籲國際社會警惕CPD和右翼勢力挾持美國政府和威脅世界和平的危險性。與各國商討如何限制他們的影響力。

黃伯農_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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