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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9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英倫選戰

香港區議會選舉剛結束不久後,英國便將於12月12號舉行全國大選。兩者同時令全世界矚目,但矚目原因卻截然不同。是次選舉由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領導的保守黨於10月底宣布,勢必意味英倫政壇在令保守黨失守議會大多數的2017年大選後的另一次政治洗牌。

以下筆者將會一一與讀者探討這次選戰的契機與微妙之處。

一、變相的脫歐公投

英國選民於2016年以些微差距選出「脫歐」的選項,意味接近3年半的脫歐過程的正式展開。3年多以來,英國與歐盟雙方多次因着一連串的敏感議題僵持不下。從令愛爾蘭得來不易的和平局勢岌岌可危的邊境保障措施(Irish Backstop)、到脫歐後英國及歐洲公民的移民及勞工權利等議題上的分歧,再到英國內部對後脫歐英國與歐洲大陸的政經關係等內部矛盾……這些種種因素成為達成脫歐協議的絆腳石,也同時令兩黨主導的英國政制墮入「脫歐為主,民生為次」的惡性循環。首相約翰遜這次提前宣布大選,打的如意算盤相信是希望能夠把否定保守黨方案的反對聲音,以蓋棺論定的形式排斥在體制以外,鞏固自己管治的民意授權(mandate)。

數天後的選舉將是一次變相公投。保守黨的方案吸納了脫歐民粹政黨脫歐黨(Brexit Party)的部分政綱,在上任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不少為人詬病、猶疑不決議題上「狠」下去,打算破釜沉舟地催逼反歐民眾投票。脫歐黨熱中的「硬脫歐方案」受保守黨內部的脫歐派支持,但卻欠缺中產保守選民的民意支撐,故雖然保守黨的方案有不鹹不淡的「四不像」之表象,卻諷刺地受不少對脫歐爭擾厭倦的普遍市民支持。

至於多個月來曖昧隱晦的工黨,在曾經贏盡媒介及輿論風頭的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的影響下,終於在脫歐議題上鮮明地表明民眾應該有對最終方案否定權,間接默許一個二次公投。至於原本以反脫歐及支持立即舉行第二次公投鮮明立場的自由民主黨,則受工黨及保守黨兩面夾攻,加上媒體對其勝選機會不大熱中,估計已喪失曾經令其對兩大政黨成為威脅的最大籌碼。

二、五十步笑百步的人格比較

工黨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曾被不少黨內外聲音批評其漠視工黨內(尤其極左翼分子當中的少數)針對猶太人發表的歧視性言論及黨員。飽受工黨內部反猶太人醜聞(anti-Semitism)纏身的他,被不少評論家喻為工黨多年來於平權及公平權利範疇裏形象最為惡劣的領導。但在不少年輕都市出身的社會自由(socially liberal)和基層出身的勞工組織當中,郝爾彬的支持度遠比他幾位前任來的為高。英國猶太教會「首席拉比」米爾維斯(Ephraim Mirvis)早前曾經猛烈抨擊郝爾彬及工黨對反猶太主義指控的傲慢處理手法,並疑似鼓勵選民投下「良心一票」,並因此受到不少工黨支持者的反擊,指米爾維斯干犯政宗分立(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的原則。

然而,保守黨同樣劣跡斑斑。黨魁約翰遜曾經多次發表具爭議性而疑似反伊斯蘭教(Islamophobia)言論,包括把戴上頭巾及布卡的伊斯蘭女性比喻為郵箱(letter boxes),以至曾經過去多次表示恐懼伊斯蘭教乃是「再也正常不過」的現象(natural reaction)。在一個殖民主義根深柢固的社會裏,保守黨部分的社會保守主張與平權主義大相逕庭,反映出保守黨黨內部分資深政客對來自中東的移民及非基督徒的隱形排斥(implicit bigotry)。如果郝爾彬的歷史乃是不光彩的話,約翰遜的言論及行為也不比郝爾彬好得多,正是五十步笑百步(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三、策略性投票是小黨的最大敵人?

英國國會選舉如香港區議會一樣,實行領先者當選(First Past the Post)的選舉系統——每一選區中乃是得票率比較上最高(relative winner)的議員當選。因此,儘管不少黨派(例如自由民主黨或英國獨立黨﹝UKIP﹞)在全國總數皆有可觀的一定數量,但在這議制下只能贏得屈指可數的議席。舉例說,自由民主黨於2017年贏得7.4%全國總票數,卻只獲得650議席當中的12席。這除了是因為這些小黨在絕大部分議席中並未能取得最大票數,更是因為策略性投票的存在。

不少英國選舉學家對策略性投票左右大選結果的影響都曾經表示疑惑。可是在是次選舉當中,脫歐議題的燃眉之急,相信有助推使游離甚至堅定的小黨支持者把票投給最有勝算的大黨。對於不少以脫歐為主的自由民主黨員,他們相信將會「含淚」投票給該區工黨候選人。

相反,脫歐黨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日前公開鼓勵支持者參與他們的「雷動計劃」,把票盡數投給黨主體立場漸趨激進的保守黨候選人。策略性投票因此相信會令工黨和保守黨在與其他小黨搖擺選區(marginal seat)當中取得勝利。當然,筆者身邊有不少朋友來自蘇格蘭和威爾斯。他們對筆者表示毫無任何策略性投票的誘因,因為在這些地區裏,身份及「民族情懷」(nationalism-driven)投票乃是主流趨勢,故此才有不少「地區黨」的長年鐵票(例如,威爾斯黨﹝Plaid Cymru﹞、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等)。

因此,脫歐黨有可能在這次選舉中一席不進。而自由民主黨在多番重整及收編不少因着脫歐議題脫黨的新成員後,有可能再度經歷一場腥風血雨。

四、投與不投,that is the question!

從政治學角度來說,投票理性嗎?假設一個國家裏面有100萬名投票的選民,並實行簡單比例代表制。議會裏有100席,變相需要1萬人才能爭取一席。假設國家有兩個政黨,並假設你決定投A黨而非B黨。你的一票能夠左右選舉結果的機會幾近0——正所謂,多你一票不多,少你一票不少。故學者William Riker及Peter Ordeshook在1968年寫下洋洋灑灑的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一文,指出個人選民如果純粹因着直接影響選舉結果的原因而去投票,乃是一種非理性的誤判。非理性的原因在於,投票過程的成本(精神、勞役、時間)往往比一張選票能夠產生的整體作用為大。

不過,Riker與Ordeshook並不認為投票乃是非理性的行為。相反,之所以投票是一個合乎理性框架(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現象,乃是因為投票當中對每一位選民有着非結果定奪(non-result-dependent)的利益進賬︰比方說,投票能令市民感到自己盡了公民責任,也可以加深人與人之間因應共同參與的政治行為而產生的共鳴與聯繫,從而構建出共同的政治象徵和語言以至思想共同體。因此就算投票之後,沒有美味糭子或演唱會門票、沒有打卡或放上網的機會,投票都仍然是有利益根據的。

五、民調像霧又像花?

2015年的大選當中,有不少選前民調估計保守黨並未能夠取得過半數議席,以至議會將會產生「懸掛」(hung parliament)的情況。可是保守黨卻出乎意料地贏得比半數超過12席的大多數議席。2015年選舉過後,有不少專家把民調失誤歸咎於「沉默保守黨員」(shy tories)一說,他們指有不少保守黨選民因為尷尬和其他因素而向調查員「撒謊」或隱藏自己真正的投票意欲。可是這個理論並未能夠得到足夠事實支持。反而專家的普遍結論是,民調出錯的原因乃是因為調查模式出錯,抽查的民意樣本並未能夠準確地反映普羅大眾選民的投票意欲,故因而在2015年大選中「誤人子弟」。

這次選舉很相似的一點便是,民調在過去數周中反覆上落,而工黨原本被保守黨大幅拋離的優勢有着頗為明顯的收窄趨勢。至於如斯趨勢是否反映出事實,保守黨會否「排除萬難」地以強勢回歸國會,唯有英國時間星期五早上才能分解。

個人預測來說,筆者估計這次選舉當中,不會有任何政黨取得過半數議席,可是保守黨仍能維持最多數(plurality)的稍微優勢。議會將會維持「懸掛」(hung)的現況,而保守黨有可能需要與少數黨派——例如蘇格蘭或威爾斯的「地方勢力」,又或是保守黨的老朋友自由民主黨——形成執政聯盟。如果是後者的話,相信約翰遜推動英國脫歐的「發財大計」有可能會受到嚴重阻擋。

筆者到底是一名燈神,還是能夠準確推出選舉結果?請看下回分解……

黃裕舜  牛津政治周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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