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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族誌式思維

最近幾篇與時事有關的本欄文章,收到一位舊學生來信,說:「你用的是族誌式的觀察。」切中了筆者的觀察態度,在此與讀者分享,也算是自我剖析。

筆者做博士論文的時候,研究的是在1980年代初香港教育決策的過程。在當時,研究教育政策,大都從宏觀數據入手,研究學生人口的流程、教育投資的回報、教育體系的內部效益、外部效益、教育的經費來源等等。這對於一個讀數學的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質性研究 現場體驗

但是,這些都是理性分析。當時西方的學術界,已經開始有冒起的方向,認為決策的過程,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最著名的是Charles Lindblom,他以美國作為藍本,認為決策過程包括(理性)分析與政治兩大元素。而諾貝爾獎得主Herbert Simons,更是認為人類最基本的決策,並非如韋伯提出的「選擇最優方案」的理性過程。後來又被Graham Allison的Essence of Decisions吸引了,用3種不同的故事(模型),都是有根有據、言之成理的論述,分析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更加覺得,我們的所謂「理論」(簡單說是對事物的理解),是可以多元而同時成立的。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

這就引起了筆者在港大開立一門「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課程。當時在香港還算是初生的課程。1987年,經過當年教育規劃泰斗Philip Coombs的介紹,接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個項目,到中國做政策研究。背景是中國改革開放不久,1985年剛頒布「教育體制改革」的政策,重點在財政與行政下放,從中央下放到鄉(鎮)。國際機構很想知道,改革對於基層的教育,會是怎樣的影響。

因為受了上述的影響,決定在宏觀數據計算以外,到基層農村作實地調查。結果選了遼寧,用了6個星期,研究了金州和凌源,一富一窮兩個縣。報告其實並不太大,卻反應不錯;接着而來的如世界銀行項目,申明要用類似的方法。

遼寧的研究,其實已經用了不少族誌式(ethnographic)的意念。可以這樣解釋:假如我們來到一個毫不認識的部落,一名族員前來不輕不重的摑了一下你的臉孔,你會不明所以。為什麼?因為你不知道這是表示友好?還是敵意?因為用你熟悉的框架,是無法理解的。要明白這個動作,必須明白這個部落裏面的文化、語言(包括動作語言、身體語言)、習慣、人際關係、社會結構等等。

假如沒有這種準備,覺得「你為什麼摑我」,甚至怕傷害而擋開,有甚或惱火:「幹嘛碰我?」就很容易把對方的動作看成敵意;而你的反應,也很可能引起對方的反感,「我是歡迎你,你幹嘛不領情?」

在學術性的研究裏面,這種情況的出現,太多太多了。並非說一定會引起敵意,而是採集了許多數據,其實還不知道研究對象是怎樣想的。因為數據的種類和性質,或者是問卷裏面的問題,都是根據研究者的框架而設計的。到頭來,只是拿了研究者需要的東西,但卻沒有真正知道被研究者的真實思想。又或者是拿到了數據,研究者的理解,與被研究者的理解,完全不一樣。數據沒有錯,但是研究者的分析,也許是一種誤會。

族誌思維 設身處地

舉一些例子。1989年,UNICEF與UNESCO有一個聯合項目,在4個國家研究基礎教育的素質。筆者主持中國分項,取了浙江從富到窮6個點。問卷作背景調查,其中一項是農戶收入。根據省的教育廳的意見,分為5檔,最高是人民幣2000元以上。問卷回收以後,發覺85%的農戶超過2000。因此就失去了把農戶經濟收入分類的可能性,這個數據就等於失去了作用。

究其原因,就是在杭州生活的,不知道農村的變化。後來到了窮的村裏,他們說,「我們這裏,兩三年前就超過2000了!」說明,研究者的框架,不符合實況的框架,因此拿了數據,也掌握不了實況。

1997年,在哈佛任教,一位博士生,做教育經濟學,手頭有中國兩個省的人口普查數據。但是數據的含義,讓他有了疑惑。比如說,兄弟姐妹,不是說「一孩政策」嗎,為什麼有些會填上有三四個兄弟姐妹?又比如說農戶收入,也弄不清楚是稅前還是稅後(當年還有農業稅),也不知道算不算上交的農作物。跟他商量之後,他回到中國,選了兩個村,耽了兩個月,與農民一起生活,那些數字背後的故事,就完全顯露出來了。

另一個例子。1989年,世界銀行中國窮省貸款的前期研究,陝西漢中的冬天,零下5度。孩子都穿着厚厚的棉襖,流着鼻涕,冷得發抖。來自南美哥倫比亞的團長認為這屬於是人類基本需求,因此決定資助每個教室一座暖爐。後來計算下來,爐、煤、煙囪,要滿足幾十萬個教室,已經超支,沒有成事。翌年,剛好有機會回到同一個地點,問當地人是否有點可惜,答案是:「我們根本就不覺得那是一件急事。冷天哪有不流鼻涕的?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可見,同樣的境況,當地人與外來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與闡釋。

還有,在貴州一個苗族自治區,男孩入學率接近100%,但是女孩入學率奇低。當地的研究,說原因是「重男輕女」、「早婚」、「家長思想落後」。我們進了苗寨家訪,卻發覺家家的女孩,很小(七、八歲)就學刺繡。刺繡的成果,是她們的才華的象徵,是戀愛找對象最基本的本錢。入學,就等於是剝奪了她們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而以當時純粹的農業經濟,入學、升學、學歷,對於苗寨的家庭,沒有實際的意義。家長想的,與外來專家想的,很不一樣。問題弄清楚了,也許方案更難找;不過起碼不會錯怪家長,而需要改變策略。

上面的例子,旨在說明族誌式研究的重要性。其特點,就是從研究對象的角度,設身處地了解他們的觀點、視角、文化、框架。這裏,就要撇開是否同意對方,而是要真實地了解對方。

青年心態 不甚了了

回到現實,本欄曾經引述歐洲朋友,說他們的青年,關心的是氣候,而不是本身的切身利益。剛好上周末德國的示威遊行,就是一個好例子:為了氣候。

香港的青年,在想什麼?近幾年聽過筆者講座的大概都會記得,筆者一直認為,我們二十世紀出生的人,安居、樂業、穩定、保障,是希望的基調。二十一世紀出生的,講究的是突破、掙脫、創新、變動、出位。但想不到會出現今天香港的情況。現在上街的青年,絕對不是少數,但是看來類別很多,參加的程度也很不一樣。但是似乎都符合上述的心態。起碼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把不同程度的青年,通通列為「暴徒」、「廢青」,是沒有經過研究分析、省力的政治言語,既不能反映參與抗爭的眾多年輕人的心態,也傷害了大多數。

第二、把年輕人的不滿,歸咎於經濟因素,以為他們的訴求,是由於經濟困境(上樓、收入、物價……),也許是一種很不幸的誤會。因此強調經濟的下降、繁榮的破壞,甚至遷怒地產商,也許是嚴重的捉錯用神。

一個涉及一大批年輕人的運動,起碼包括七八種類的心態。但是到底他們是因何參與?現在又有什麼期待?他們對政治口號的理解是什麼?其實大家都不大了了。不論支持還是反對,人們給政治口號遮蔽了,妨礙了他們對口號後面的思想的追尋。設身處地運用族誌式思維,了解運動中的年輕人的思想,也許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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