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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2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盲人摸象

佛教傳說中流傳着一個故事,名為《盲人摸象》,源自《涅槃經》。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一群盲人意圖透過觸摸大象不同的部位去認知大象的模樣,可是每個人都只能碰到大象的一部分,並把該部分當為大象的全貌。究竟這個大象比喻,能夠給予我們什麼啟示呢?

一、香港的集體盲人摸象

香港如今政局,就好比一場大規模的盲人摸象。觸摸的大象等同於中港關係(或修例風波),而不同的盲人正是不同的政治陣營。政府、建制把修訂《逃犯條例》風波定性為「反對派」的挑撥離間之果,更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極端的「顏色革命」。

泛民視《逃犯條例》修訂為破壞中港的「兩制」分隔之特洛伊木馬及今明兩年選舉必爭的政治議題之一。社運人士把《逃犯條例》定性為終結港人自治的「送中」僭越,以這次事件作為導火線,反映出他們對港府管治失效、中央政府高壓手段的憤怒及隱憂。

登上臉書一看,只見「港人講地」、 「HKG報」等建制傳媒把示威者演繹為「暴徒」,以「暴力非理性」等標籤,把示威者訴求及對香港政治前途的想法蓋掩。與此同時,不少泛民及本土派網媒把警察比喻為「狗」,把現今香港政治紛擾定性為「終局之戰」。不同的同溫層相互之間欠缺交流,造成「黃絲廢青」與「藍絲廢老」兩者之間的時代之爭,以及所延伸的惡性循環。

二、價值定奪現實

以上種種現象反映出市民心中普遍存有心理學上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效應。每個人都有可能會選擇性回憶,選出有利的細節去支持自己的既定想法或假設,從而忽略對自己造成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反駁點。

建制派議員也許確實認為反對《逃犯條例》的,皆為外國勢力及受「黑金議員」所煽動去顛覆港府管治,卻忽略了政府在溝通、聆聽及對待平民的手段當中的詬病。同時,衝擊議會的示威者也許有他們自己的道理,但對「和理非」或溫和人士的狙擊,也讓他們忽略了周旋在政府及反《逃犯條例》陣營中幕後默默耕耘的人,以至把任何反對衝擊的人定性為「港豬」。自以為中立的人,眼中對「民眾暴力」提出反對,卻忽視了暴力背後的成因及警察對市民的「處理手法」之內在問題。人們的眼睛總是選擇性的。

三、宏大敍事 不再宏大

也許從來都不應有人看到大象全貌的。香港此時有些「獨立人士」認為自己非常客觀,並把自己的「理性客觀」與他人的「情緒主觀」之間劃下楚河漢界。自認為客觀的人,除了忽略了自己的先入為主,更是忽略了後現代主義30年前對客觀與主觀之間的關係之徹底顛覆。

正如哲學家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後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所說:所謂的「宏大敍事」(meta-narratives)(對社會發展及歷史進程的「大藍圖」論述)漸漸在科技傳訊發展及全球化的衝擊下消逝。貼地點來說,這反映在「獅子山精神」在過去20年的式微、雨傘運動後民眾對大台的抗衡、反《逃犯條例》修訂的「兄弟各自爬山」,以至港人對「50年不變」百花齊放的演繹。

人民對大故事生膩,對小人物產生興趣;政府曾經擁有的道德話語權,在反權威的年代裏失去實際意義。從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到蘇丹人民革命、從馬來西亞巫統的崩壞至台灣的反蔡思潮,人民對當權者所單向性吹捧的政治論述生疑生膩,渴望的未必是什麼偉大的「民主夢」,而只是能夠以個人身份在不受外來壓制及干擾下,活出自我價值。

四、語言建構出現實

盲人雖然未必看到大象,卻能聽見他人對大象的口頭描述。在一個後現代時代裏,我們對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以至我城政治社會動態的認知,大都是來自周邊朋友、媒體、網上等來源,他們則是透過我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向我們傳達資訊;所謂的共同語言,當然不止於粵語與國語、美式英語與英式英語之別,而更是指社會同溫層內對同一件事物截然不同的表述及共同定性。

「撤回」與「壽終正寢」兩者之間的距離,本來可說是模糊不清,但在政治遊戲的加冕下,卻有着如斯鮮明的含義。同一場示威、同是警民衝突,不同的陣營卻用着天淵之別的語言去描述他們眼中的「暴徒追打差人」或「警察濫用暴力」。泛民把英國國會議員對香港做出的言論描述為「對港人的祝福」;在中央眼中卻是外國勢力對香港內政的嚴重干擾。雙方使用不同語言為相同的時間蓋棺論定,正反映出價值觀及立場如何能夠顛覆及影響個人對現實的掌握。

五、語言遊戲 代溝難以跨越

正如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世上沒有所謂的客觀事實,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往往是透過一場又一場反覆自我及他人的交流所建構出來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我們前設的立場及社會群組釐定了我們的價值道德觀,從而制定出我們了解現實的「指定語言」。

要一名根深柢固的「藍絲」去聆聽任何反《逃犯條例》人士對法律漏洞的隱憂,或要游說任何痛恨中國的青年去認同中國大陸過去40年的發展,幾近是不可能的。因為前者只會把這些人士當作「為反而反」的「憤青」,後者只會着眼大陸某些特定的缺陷。這就好比金庸小說裏面的「江湖」(rivers and lakes)與「武林」(wulin),在中文裏面的意境,永遠都不能充分翻譯至英語一樣。用俗話來說,此現象乃是「雞同鴨講」。

六、中立不等於正確

假設有一個盲人很努力地圍着大象走了一圈,對大象輪廓在芸芸盲人之中擁有最佳的掌握;或假設有位盲人未盲前曾見過一張大象的圖片,並意圖藉此向眾人灌輸大象的真正形象。此時一位和理非的「中立人士」卻說,真相應該是他們各人之間的中位數,因為每件事都有兩邊(there are two sides to everything)。這位「中立人士」犯的錯誤,正正是誤把盲目的中立等同於正確。

當一場大火在一片森林裏開始蔓延時,真正的選擇只有救與不救,而沒有救一半或不救一半的道理;兩位女士為了爭奪一個嬰兒而大打出手,解決方法並不是把孩子分成一半,一人一份地分豬肉(孩子只有一個)。在適當的時候持平溫和,是為一種政治風範。但為中立而中立立場者,並不可取。

七、為大象解困 仍需繫繩者

香港的大象正困在一個沼澤裏。為大象解困,需要的是繫繩者。筆者下周將會詳細探討走出香港現今困局的出路及應對方法。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碩士生、牛津政治周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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