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日

江麗芬 政局筆記

金庸、韋小寶與香港

縱橫報業與武俠小說世界的查良鏞，於剛過去的周二（10月30日）離世，享年94歲。這位《明報》創辦人當年「左手寫社論，右手寫小說」，憑獨到見解與妙筆生花，成為文化界一代傳奇，可說無人能及。

曾立志當外交官的查良鏞，從其作品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歷史與政治有透徹的認識，15部武俠小說含有不少政治寓意。今年4月，政論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er）刊登學者傅楠於2013年訪問查良鏞的文章，查大俠不諱言自己的小說影射1949年後毛澤東掌政的27年間，中國社會的跌宕與權力鬥爭；例如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動筆的《鹿鼎記》，當中的神龍教就影射共產黨，教徒參見教主要喊頌「仙福永享、壽與天齊」，讓人聯想到高舉毛語錄的天安門群眾！

神龍教影射共產黨

《鹿鼎記》在1969年10月開始在《明報》連載，直至1972年9月為止，前後接近三年。這段時間香港雖剛從六七暴動穩定下來，但內地仍在承受文革苦痛，查良鏞於最後一部小說意有所指不足為奇。若說洪教主洪安通暗諷毛澤東，那麼韋小寶這角色又想說明什麼？

查良鏞曾應邀到台灣清華大學演講，被問到如何想出韋小寶這般無賴、武功又不好的角色，當時他未有正面回應，僅稱自己年紀開始大、想像力不好，「只想說（韋小寶）這樣的個性，我想是比較討人歡心吧。」不過，他在1981年於《明報月刊》撰寫題為〈韋小寶這小傢伙〉文章，概括該角色主要有兩大性格特徵，一是適應環境，一是講義氣，這些特點一般外國人沒那麼顯著；他想自己是把「觀察到、體驗到許許多多人的性格，主要中國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身上了」。

查良鏞形容，善於適應環境跟道德高尚與否無關，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惡，而且「高尚的人在生存的競爭中往往是失敗者」，不過他承認，「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決不值得讚揚，不過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種行動對他很有利。」

至於重義氣，查良鏞指「中國的政治與中國人太講人性義氣……拉關係、組山頭、裙帶風……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然而，查良鏞卻很喜歡韋小寶，還說自己寫《鹿鼎記》到五分之一之際，已把「韋小寶這小傢伙當做了好朋友」，這或許因為他在左派報紙出身、六七暴動時在《明報》社評「倒戈」一再譴責左派暴行而成為暗殺目標，於是把當時的複雜情感寄託在韋小寶身上。

左右逢源寓香港人

事實上，不少學者或文化人分析，《鹿鼎記》其實講述香港人的處境，夾在康熙皇帝與天地會之間的韋小寶，像極面對港英政府與「反英抗暴」之左派的香港市民。韋小寶曾向主張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人士談到康熙，讚揚他跟明朝皇帝比較並不見得差勁了，「說不定還好些」，這就像當年寄居殖民地的偷渡來港人士，相對於內地無日無之的批鬥與政治運動，香港的生活無疑好得多。查良鏞從未證實有關說法，只透露原打算在《鹿鼎記》加上「後記」，把對韋小寶的意見寫下來，但最後還是刪走了，免得「妨礙讀者自行判斷的樂趣」。

韋小寶是否真的借喻香港人？他那賴皮、滑頭、不擇手段、看重義氣的個性，能否成為夾縫中的香港人生存之道？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與六七十年代已有頗大分別，韋小寶的左右逢源伎倆，在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事事表態的環境中是否還管用，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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