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日
《後漢書.張晧列傳》言:「堯舜立敢諫之鼓。」不管君王有無納諫之誠,歷代都有敢諫、死諫之臣;進諫與納諫的良性互動,是政治清明的要素之一。
在當今社會,讀書人能否關注政策的偏失、關心民疾,挺身而出講真話、進諫,與良知息息相關。清華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56歲的許章潤,冒「殺頭」之險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下稱〈恐懼〉),就關乎知識界精英的良知。
有8種擔憂 說社會恐懼
8月1日,第一黨報發布中共中央文件,指令知識分子學習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接受包括愛國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這種類似毛時代的思想改造運動,折射〈恐懼〉作者面對的政治風險增大。
〈恐懼〉於7月24日發表於北京民間的天則網。述評政局左轉、向「極權政治全面回歸」(回歸毛老路),引發民眾的恐懼;觸及敏感政治話題:個人崇拜的造神、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外援大撒錢和六四事件。
許章潤是思考群精英,近年備受關注的文章有:〈保衞「改革開放」〉、〈盛世危言:中國在臨界點上〉、〈防止中國滑入普京式治理模式〉等。有的文章,表述「對文革式社會政治狀態悄然回歸」的預感;有的則對「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死灰復燃」,表達讀書人的焦慮。
〈恐懼〉不採取迂迴影射方式,而是直言批評。用6個「極權政治」、「極權政體」或「極權回歸」,陳述政局的左轉;用13個「恐懼」或「恐慌」,描寫知識界和民眾的處境。
〈恐懼〉約16000字,由4部分組成:4條底線、8種擔憂、8項期待、過渡時段。
它論析政局左轉,「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伴隨着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領袖個人崇拜」,引發「全面恐慌」。
所謂恐慌,是文中列出的8種擔憂:一、產權恐懼;二、再次突顯政治掛帥,拋棄以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國策;三、又搞階級鬥爭;四、再度關門鎖國;五、對外援助過量,導致國民勒緊腰帶;六、知識分子政策左轉與施行思想改造;七、陷入重度軍備競賽與爆發戰爭,包括新冷戰;八、改革開放終止與極權政治全面回歸。
恢復任期制 禁個人崇拜
〈恐懼〉提出的8項期待,包括個人崇拜應「趕緊煞車」,恢復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取消高幹特供制,廢除退休高官特權,建立官員財產監察的陽光法案,杜絕外援大撒錢,停止外交活動和國際會議的鋪張浪費,平反六四事件。
對於極權政治和造神,〈恐懼〉着墨頗重。它對造神的場景感慨萬千:「改革開放40年,沒想到神州大地再度興起領袖個人崇拜。……領袖像重現神州,高高掛起,彷彿神靈,平添詭異。」
對於《毛語錄》、《毛選》式的新「紅書潮」,它說:「官員講話……彙編刊行,精裝亮相,全球免費贈送,徒耗紙張,令人噴飯」;「為何曾經遭遇此種戕害的偌大國家,……奈何不了那幾個馬屁精大員」。
對於校園的新極左風潮,〈恐懼〉亦再現恐怖場景:「重慶模式那幫餘孽與高校中曾經的三種人(按:指毛文革時緊跟四人幫的打、砸、搶三種人)連袂一體,今日搖身一變,滾雪球,構成新極左,喊打喊殺。」
它也表達對新極左的憂慮:「妄議大棒揮舞,人人噤若寒蟬,……假若此種鉗口政策再延續下去,甚至日益趨緊,則此種可能性無異變成現實性:中華國族終究只是精神侏儒與文明小國。」
〈恐懼〉一文,對造神和新極左風潮的批判,實是反映民意,與執政黨1980年代批判毛文革的文件亦無衝突。1980年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都否定毛文革,稱它是一場浩劫;又批判「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觸及「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在北京近兩年的論政文章中,〈恐懼〉是最「敢言」的一篇。它並非赤膊上陣的痛罵,而以理性、深入的學術分析為基礎;在批評現實政治的同時,提出限制公權、消除特權和保障人權的社會改革期望,學術分析的邏輯性強。
違千夫諾諾 讀書人良知
許章潤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教育,先後獲西南政法學院學士、中國政法大學碩士、澳洲墨爾本大學法學博士。他不僅精研法學,亦涉獵政治哲學和政治史,更難得的是關注現實政治和民疾,有為民請命的使命感,執着於讀書人的表達自由、獨立思考和良知。
在〈違千夫之諾諾,做一士之諤諤〉一文,他說,當局如能保障學術自由、表達自由,讓「華夏讀書人一起發揮良知良能」,或可「因思想滋養的支撐真正成為一個文明大國」。他論及這幾年「文革幽靈」式的控制,使思想領域「走向貧乏、最後走向文明的自我腐朽的節點」。
發表〈恐懼〉有政治風險。作者提8項期待時說:「以上諸項,均為現代政治的一般常識……此番冒着殺頭的危險說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在文末又寫道:「話說完了,生死由命。」突顯有受「秋後算賬」的精神準備。
不過,他在發表〈恐懼〉前已到外國訪問遊學。如北京歸不得,或只好「自我流放」。這是言路堵塞下,追求自由讀書人的不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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