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6日
大學民主牆風波擾攘了近兩個星期還未休止。10間大學校長周五傍晚發表聯合聲明,強調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便有責任;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同日也要求學生會盡快移除鼓吹港獨的宣傳品,否則校方會採取行動。校長們雖然苦心勸誡,但預計學生未必就此把標語輕易放下,事件還會糾纏下去,不免令人擔憂。
一直以來,社會總希望大學既為做學問之地,應該是遠離政治角力場的清靜之所。可是,理想歸理想,與現實總有落差。大學既是學術之所,同時又置身於社會當中,實在難抽身於外。更何況,中國古語有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言下之意,便是希望年輕學人在大學內能培育出高尚品德並教化民眾,以天下為己任,令社會臻於至善。
七十年代,香港高等學府瀰漫「認中關社」之風,分有國粹派和社會派;八、九十年代,大學莘莘學子關心並支援內地的民主運動,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曾出現不少香港大專學生的身影。近年,本地大學生轉而關注香港社會與政制問題來,2014年佔領運動,要說真正的爆發點,或許是大學生的行動多於書生紙上談兵的構想。大學之地,從來與政治難分也難解,變的只是學生專注的議題與他們的行動和取態,同時轉變的還有社會對大學生的寬容度。
近日,因着校園民主牆事件,令大學又再成為政治風眼、輿論焦點。跟過去不同,近年大學生的表現往往令人覺得淺薄;部分學生貼上挖苦官員喪子的標語,既惹人反感;民主牆上那些沒有以理服人的論點與內容、只有空泛標語的政治宣示,更顯示他們的不負責任,讓民主牆徒具其名。校外的人對這些言行大可以議論,同時可以批評,惟過猶不及的介入,恐使大眾覺得那是借題發揮。
可惜,近日坊間的反應,正正予人有這種感覺;社會不同人等發聲明或聯署譴責、示威抗議之餘,還有到警署報案,要求警方執法處理,令本來只是大學學生犯了過錯便該由大學記過處分這層次的事,忽然提升到要由社會大人物來處置的大事。這樣只會令校園更加不得安寧。
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馬時亨日前接受電台訪問時公開呼籲,希望外界不要把教育和政治混為一談、上綱上線,為了社會與年輕一代,「唔好搞啲咁嘅嘢;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本來,馬時亨是表明把事情留待大學管理層按本子辦事,為最妥當的處理辦法;可是,他的苦口婆心未被外界接受,社會上各式「義正詞嚴」的關心還是接踵而來。
這種發展其實也是意料之中,教育即政治,政治即教育,已成為近年香港政局一道風景線。於是,大學生談港獨,被視為大逆不道,就連大學校長說大學校園之內該容許討論(並非鼓吹)港獨,也被歸類為要不得。
就像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日前出席活動時所作出回應,雖然已早早戴定頭盔買好「政治保險」,明言反對港獨,但他接着說大學學生會民主牆貼上港獨相關大字報「一般都是屬於討論性質,無問題的。」結果,隨即招來親中報章以頭版「訓導」,認為這樣的取態猶如縱容煽動港獨,令「少數大學生只會淪為『無王管』的『獨』人」。
為何容許討論,就變成等同縱容煽動「港獨」?其實,按大多數香港人的理解,香港是沒多少條件真正獨立起來,即使是那些支持港獨人士以至所謂學生領袖,也從來沒有說過怎樣去實踐他們的理念,如何可以讓香港獨立於中國之外。如果北京是有大國自信,亦對香港「一國兩制」有信心,大可容許學院之內認真討論港獨這類議題,讓事實來證明那建議是妙想天開。更何況,北京領導人也該相信「真理愈辯愈明」。
然而,事實是近年北京處理香港事務時,往往讓人感到,凡議題稍稍離經叛道,便不應該討論,而港獨更是大是大非的問題,當然也就容不下半點宣示空間。一切只問政治正確,那管會否上綱上線,以至會否令一般人也產生抗拒感。於是,近日大學的風波便增強成為政治風暴,大學校長既不能「縱容」議論,而且還必須站出來表態,政治正確地說明他們「不支持港獨,並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
因此,期望社會可以「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大抵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在今天的政治環境,加上北京對教育問題的取態,看來幾近是不可能之事。那如何才可令校園回歸平靜?只怕會是愈來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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