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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9日

鍾誠祥

特赦和解論行不通且說不得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的「特赦和解論」引發軒然大波,最終在群情洶湧下被迫收回言論並向公眾道歉。不少輿論對胡的批評總算是手下留情,認為胡只是真心期望香港社會能修補撕裂,並不存在任何政治意圖,其言論不過是缺乏周詳思維而已。但筆者看在眼裏,第一印象是胡志偉作為一黨領袖,竟然犯下如此嚴重的政治錯誤,着實應當思考是否繼續擔任主席一職。

「特赦和解論」無論在政治倫理、政治原則抑或政治策略上均非可取之策。若然特區政府真的提出以特赦所有佔領運動參與者換取社會接受特赦在佔領運動中明顯濫權的警員,筆者肯定社會撕裂不會得到絲毫修補,甚至會引發另一場政治風波。

犧牲受害者

先從政治倫理的角度看,「特赦和解論」明顯是一種政治交易,而這交易釋放的政治訊息是「為了免除政治運動參與者的負面後果,社會願意接受執法者濫權使用暴力打壓政治運動」;若如此,提出「特赦和解論」的人豈不是把政治運動的前線參與者,甚至是無辜市民當成政治籌碼?這完全是違反政治倫理的做法。

筆者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特赦和解論」的得益者是一眾因佔領被捕、被判刑的參與者,以及那些濫權打壓政治運動,胡亂襲擊升斗市民的無恥執法者,但受害的卻是那些在政治運動中以身體承受濫權者拳腳棍棒的市民。這些的政治權利和損失又由誰來補償?難道這些人在「和解」的過程中就值得被犧牲嗎?若筆者是當日被朱經緯亂棍打中的其中一人,筆者絕對不會服氣這樣被出賣。

再者,佔領運動開宗明義是一場公民抗命行動,尋求特赦佔領運動參與者本身已是違反了公民抗命的原則。當初「佔中三子」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行動爭取普選,就是希望透過抗爭者承擔罪責,引發大眾同情,使公眾質疑執法者執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喚起他們投入新一波的抗爭行動,直至達到最終的政治目標。如果佔領運動參與者獲得特赦,整場運動就失去了感召人心的能量。

筆者認為,中共根本不會讓香港人享受真普選,因此日後香港人極可能仍然需要繼續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民主。若特赦洩去了今次公民抗命行動的感召力,破壞了公民抗命的原則,日後我們還能組織另一波更波瀾壯闊的公民抗命行動嗎?投身佔領運動的陳淑莊已表明第一天已準備承擔公民抗命的責任,絕不認同特赦的建議,筆者相信,所有因參與佔領運動而被定罪的人,想法應與陳議員相去不遠。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從過去的「特赦史」審視「特赦和解論」,就會發現今次的特赦根本沒有基礎。香港迄今最大的特赦事件應是1977年麥理浩港督特赦前線警員在1977年以前的貪污行為,讓廉政公署和警方間的矛盾化解,便利廉署開展工作。筆者相信,當年港督作此決定,是因為廉署成立前警隊內部的貪污行為已是系統性,甚至被社會認為是常態,若一刀切予以全面打擊,將影響警隊的基本運作。今天的香港警隊大抵上仍是紀律嚴明的執法隊伍,濫權打壓社會活動參與者的比例仍屬少數,嚴打濫權者絕對不會從根本影響警隊的運作,因此,筆者認為根本沒有必要特赦「暗角七警」和朱經緯。

策略失誤

最後,在策略上,筆者也認為不應該與林鄭月娥談任何「和解」的方案。今天的社會撕裂,完全是由於中央的一意孤行和特區政府漠視民意所致,它們自然必須承擔修補撕裂的責任。如果由泛民主派提出和解的方案,豈不是等於承認了民主派也是社會撕裂的始作俑者?天下間哪有由受害者提出和解要求的道理?筆者明白香港人希望休養生息,但香港社會能否休養生息,決定權在誰的手中?筆者斷言,泛民主派除了宣布放棄抗爭以外,根本無力為香港塑造休養生息的空間,難道策略上泛民主派願意接受放棄抗爭嗎?策略上我們為何不把社會不能休養生息的責任全數推給政府呢?

總的來說,「特赦和解論」背後的用心可能是正面的,但這論述不但是「行不通」,更是「說不得」,完全沒有討論的餘地。一眾民主派人士務必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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