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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4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超越政治 才是勇敢

上周得《信報》慷慨讓出篇幅,得以一次過把筆者的分析帶給讀者。其中一點觀察:以政治博弈來對待教育問題上的政治風波,結果犧牲的是教育。筆者絕對無意參加政治鬥爭,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促進和捍衞教育的專業發展;但是從目前的情形來看,政治糾結只會愈纏愈緊。輿論開始撕裂,各種政治勢力已經把TSA的議論,看成是反對與支持政府的鬥爭。本文的標題,也許對任何方面都適合。

筆者從來沒有支持或者反對政府的既定立場,相信大多數的教師和校長都沒有支持或者反對政府的既定立場,因為教師和校長的天職,是以學生的長遠利益為目的,而不是在政治鬥爭中站邊。這一點,筆者在本欄30多年來,反覆強調過不知多少次,回歸前後一貫如此。這是教育專業人員的職責使然,也是香港教師的專業文化;違反者,將會被專業同行所不齒。

為難校長 前所未有

最近這幾個星期,收到不少校長的來信,在TSA事件上感到為難。他們不覺得應該取消TSA,但認為現在的方案實施起來沒有實質的分別;但又不想出聲、出面,怕被認為是反對政府;而的確,政府又很想他們出聲全面支持政府的BCA,校長們就更感到為難。有即將退休的校長說:「做了這麼多年的校長,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壓迫感。籠罩着教育界的,是不能暢所欲言的陰霾。這是香港的教育界,回歸前後都沒有出現過的。」我們應該想一想:這種情形是如何形成的?

關鍵是,校長(加上辦學團體)感到,而這場「鬥爭」不是他們的專責範圍。在黑、白兩個極端都不可行的時候,兩個極端之間無數積極可行的建議卻沒有被聆聽的空間。實際的感覺,是有壓力要政治表態,這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政治文化完全不一樣的中國內地,以筆者近年的經驗,在類似的純粹教育問題上,也不會有不能暢所欲言的顧慮。

請不要把校長「擺上枱」。校長的職責在學校,他們不可能代替政府來解釋政府政策;也請不要把辦學團體、校長團體、學校團體「擺上枱」,他們保持緘默,是目前情形下最大的「勇敢」。

因為沒有要求成員統一意見的權利,也沒有為政府政策護航的義務。也請校長和辦學團體不要把自己「擺上枱」,因為這不是他們的職責。請不要把參加BCA的數目,作為當作支持BCA的數據;因為他們沒有在大政策下「反叛」的動機和餘地。一位校長來信說:

下任特首公開要求暫時擱置TSA,而現任政府以為改名BCA就可以強推。記者問家長是否可以選擇不讓子女參加?答案是「校長懂得處理」。在這議題上,學校已成為磨心。去年50多所學校參加試行計劃的情況,有部分家長也選擇不參加;可以預見的是,今年5月「全面推行」此計劃時,相信情況也必大同小異。政府可能保住了少少面子,但學校與家長間的互信就變成了賭桌上的泥碼(只可用來下注,不能兌換現金)。

理性商討 建立互信

這位校長,很坦率地道出了學校的處境。另一位校長說:

「真不明白,面前明擺着許許多多的教育問題,亟待解決與前進。為什麼政府不是幫助我們去尋找更高的平台,卻拘泥於考測學生;甚至不惜冒過度注重成績的風險,還是要一意孤行。其他更重要教育問題反而可以置之不理,真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

一位資深的校長寫來了一封長信,很能代表筆者所接觸相當多校長的看法。徵得同意,去掉有關名字,節錄與讀者分享:

TSA作為一件評估工具,一如學校任何一份試卷,應該是中性的。但現在社會對它出現這麼大的意見分歧,一方要將它擱置,另一方要力保不失……它已變質為鬥爭工具。EDB說出了TSA的功用,但完全無助縮窄或消除官民雙方極度缺乏互信的政治現實。要處理這複雜的議題,我認為要莫忘初衷(因為在2000年教改時,基本能力評估是眾多建議中比較少爭議的一個)。特別是EDB,要真心誠意檢視過去推行這政策的缺失,承擔讓TSA異化的責任,讓學校及社會大眾與EDB重拾互信。EDB或許會說,我不是重申多遍,它是低風險,它是好東西,題目也淺了;而我也不會用它來向學校問責,大家都應該收貨吧!可是這種期望一錘定音的「官意」,可以服眾嗎?

EDB引用所謂的加拿大「經驗」,說甚麼沒有中央評估就會出現成績大倒退,完全是以偏概全的反智論點。在學校和家長都有互信的基礎上,上述的問題,都可以理性地商討,最終可以建立共識。

至於家長,一定會有激烈反對的,也有贊成參加的。一位校長告知筆者:

本校家長一向對學校都非常信任和支持,這次家長對「BCA研究計劃」的負面反應,是前所未有的。有班主任轉述有些家長的反應說︰「我們選擇不參加,但卻擔心會令學校為難。」他們沒有群情洶湧要向校長或老師表白,只是私下議論而冷靜地填交通告回條,可見他們是明白學校的處境。

可見,家長也處於為難的處境。政府的一項教育測評政策,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筆者從未把政府當作打擊對象,但也從來沒有掩飾對政府的批評,一直認為這是學者的應有態度;也深信這也是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的態度,也是他們的社會責任使然。

這裏不可避免嘗試分析一下政府(希望知道這是因為對政府還抱有希望):一、把TSA引起的社會關注,看成是純粹的政治風波;因此把解決的方向,瞄準「敵對」勢力,把這作為需要戰勝的唯一對象。二、只注意風波的着火點(近因:反對TSA的政治集結),而對TSA爭議的基本動因(遠因:TSE初衷的異化,政府本身的責任)偏偏迴避。三、因此,沒有注意到周圍許多善意的批評和提醒,也不着意去聆聽「既不同意,又非敵意」的專業意見,只是找願意附和的作諮詢,只採納合意的「學術」見解。四、因此提出的種種理由,都很難站得住腳,着着都似是而非,但是似乎內部有了groupthink(小集團的自說自話),愈講愈覺得自己「有理」。五、所以,本來只需要稍作微調就能服眾的空間,給自己堵塞了。六、把多個月來許多方面苦口婆心的勸說與建議,都當成是政治退讓而排斥了,失掉了許多善意的學者、校長和盟友;分不清「善意」與「敵意」。七、在相當接近實施(5月)的時候,大張旗鼓地宣示,不但沒有減少「敵意」反對的空間,反而讓自己沒有了迴旋的空間,在政治上處於被動。

去除敵意 和諧可期

目前的情況,不要以為會給予下屆政府一個「熱薯仔」。下屆政府若是聰明的話,反而這是建立初績的絕佳機會;其影響,可以遠遠超越TSA的圓滿解決。而本屆政府反而背上了歷史的罪過:逆了香港教育前進的洪流,加重了香港的應試文化。

林鄭月娥不斷提出的「社會和諧」施政目標,TSA本身原來不涉及政治元素,本來不含鬥爭因素,完全可以借TSA這個缺口,誠懇地聚集各方智慧,乘此機會重建互信,起碼有一個例子讓大家看到,香港人有能力解決自己的意見差異。

問題不在於政治的爭鬥誰贏誰輸,只要是大家需要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就要有方法尋找共處的途徑,特別是如何把政見的差異、利益的衝突,化解在「香港要走下去」因而尋求前路的共同點上,大家都不把任何人當作敵人。一時的「鬥爭」,也許可以轉化為社會前進一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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