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

黃伯農

英首相管治挑戰及對策

5月大選勝出的英國保守黨順利籌組內閣。雖然共贏得下議院650席中過半數的330席，但基於只能奪得全國選票的35%，分析認為，今屆政府為「細小多數政府」（small majority government），意味着首相卡梅倫須面對接踵而來的管治挑戰。

由於去屆與保守黨籌組聯合政府的自由民主黨於今次選舉大敗，卡梅倫的新內閣便起用全部保守黨員。於30位現屆內閣成員中，有最少21位前屆內閣成員得以留任，包括外相夏文達（Philip Hammond）和國防大臣法倫（Michael Fallon）等保守黨要員。

表面看來，保守黨應可將政權順利過渡。但是，黨魁兼首相卡梅倫早前警告若然2017年進行「脫歐公投」，執政保守黨可能會面對內部分裂，這是因為有部分內閣成員一直倡議「脫歐」。根據《經濟學人》去年的估計，曾有100名支持「脫歐」的保守黨員於去年初在議會內進行過一次叛變。

另一邊廂，當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望英國民眾會決定「留歐」之際，美國主要金融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已表明將把「脫歐」後的英國降低評級。於這形勢之下，看來卡梅倫將設法說服英國公眾「留歐」，也將導致保守黨的進一步分裂。

本文會從兩個方向分析保守黨將會因「脫歐公投」問題走向分裂可能的主要因素：美國因素和英國經貿發展。並提出一些可能政策措施去供卡梅倫回應挑戰。

美國因素

美國傳統外交智庫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歐洲分部Carnegie Europe於卡梅倫大選勝出不久便發表評論文章，表達若然英國選擇「脫歐」，將嚴重影響歐洲的整體穩定，並不合乎當前美國利益。相比10年前英美兩國肩並肩地於全球反恐戰和中東戰事等合作無間，10年後的英美關係已出現了變化，這是因為美國現在的戰略利益已轉型，希望透過強化德國、歐盟和北約去防止俄羅斯向西推進；自去年烏克蘭危機至今，美國希望見到一個更強大的歐盟去吸納波羅的海和東歐各國，這才可有效堵住俄向歐推進的力量。德國已於這過程中漸漸發揮作用，並成為了美國在歐洲的較重要合作夥伴。

如果英國於這個關鍵性時期決定脫離歐盟，這或將引發兩個安全骨牌效應。一是已贏得多數蘇格蘭議席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將順勢倡議「留歐公投」和可能的「脫英鎊辯論」，除了加強「蘇獨」意識和力量之外，更將削弱英國內部的合一性而造成更多南北矛盾和政治爭拗，恐怕蘇獨運動更會催化歐洲境內其他相似運動，將對歐洲不利；二是英國「脫歐」運動若然成功，將嚴重削弱歐盟的內聚力和北約的團結性。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兩個間接效果將對俄羅斯有利。所以，美方人員自然希望卡梅倫設法說服保守黨內「脫歐派」軟化立場並使公眾能意識到歐洲對英國長遠利益的重要性。

經貿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使英國經濟受到打擊，地方政府項目和公務員多被削減和裁員，縱使上屆政府後期的國家經濟有見復甦和向好，但是英國本土經濟增長仍不均，財富一直集中於首都倫敦和英格蘭東南地區。就出入口貿易量而言，蘇格蘭及威爾斯地區一直落後。

就是這種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均的現象於2008年後催化了「蘇獨」運動，難怪今年大選時蘇格蘭民族黨大力鼓吹「反緊縮」（anti-austerity）政策，一反保守黨的「緊縮」路線。這是要倫敦正視南北經濟發展不均這長期結構性問題而導致的貧富差距。

英國進出口一直存在貿易逆差的問題。根據英國官方2015年3月統計，英國最大貿易夥伴依次序為：（1）德國、（2）美國、（3）中國、（4）荷蘭、（5）瑞士和（6）法國，但當中只有與美國和瑞士的貿易額為順差。縱使英國與非歐盟國家的貿易總額已達到零逆差，但英國與歐盟則已持續性出現多年逆差，所以，英國本土對歐盟持懷疑論的「脫歐派」可說是有其經貿根據的。但問題卻是，「脫歐」後的英國又是否真能解決英國長期的貿易逆差問題呢？這方面英國政府和公眾則似乎沒有怎樣去深入討論。

一個客觀格局是，縱使德國、美國和中國是英國對外經貿的三個最大持份者，美國仍是英國貨品最大的入口國；再者，美國過去10年持續地為英國國內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者，投資額遠超歐盟，就2013年而言，美國佔英全年投資總額31%，歐盟則佔11%，所以，美國對英國國策的影響力仍然有其客觀經濟基礎，這點毋庸置疑。

總結：或推量寬

根據以上分析，卡梅倫要面對的管治挑戰有以下特點：

一、由於美國於英國的龐大經貿利益和於歐洲的戰略考慮，卡梅倫或將要進行「脫歐」公投之時，同時去說服黨內極右勢力和英國公眾「留歐」的好處，這才不會損害美國資金和戰略利益。

二、卡梅倫或考慮設法強化對外經貿關係，希望能增加與歐盟和非歐盟國家的經貿流量之餘，設法收窄貿易逆差，達到收支平衡。

三、卡梅倫或考慮設法透過各種措施去收窄南北經濟差距，從而冷卻「蘇獨」情緒，下放更多政府權力（devolution）給予蘇格蘭國會和地方政府當然是一個可行方法，但仍要看這些下放了的政治權力能否幫助蘇格蘭從英國對外經貿中得到蘇格蘭應得的一份。這便要看倫敦和英格蘭的既得利益者能否以大局為重而願意分出一些經濟利益予蘇格蘭。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不排除英財務大臣和英倫銀行等會考慮討論類似「量化寬鬆」的政策，使唐寧街有更多資金動用去增強英國出口，減低長期對歐貿易逆差，以及下放更多資金到蘇格蘭地區以紓緩南北矛盾。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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