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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4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政治正確之死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這現象本身比誰最終當選總統重要得多,因那宣示盲目服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年代已告終。正如他競選時稱,美國目前最大問題是「政治正確」,而他「沒有時間去政治正確」,這句話得到大眾普遍掌聲,完全是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根據邦普(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現於1934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須與政府一致;在1950至1970年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管制人民思想言論。這些用法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政治正確」在媒體頻繁出現始於八十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成為「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冷戰結束後,左翼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則指摘,左翼號召的「政治正確」壓迫言論自由。儘管雙方大打口水仗,但在左翼精英主導的傳統學界、媒體、文化界,反對「政治正確」聲音極難發聲,而「政治正確」概念隨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發展,深刻影響日常用語規範。例如今天在美國正式場合講話中,對第三人稱表述通常用he or she,就是左翼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遺產。

特朗普人氣暴漲,卻反映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充滿反彈,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表示:他說出長久壓抑於心、卻不敢挑明的話。

為何美國人對「政治正確」愈來愈反感?

首先,「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就缺乏清晰定義。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確」意味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然而,對「冒犯」這核心概念的理解,是不可能有客觀標準。在美國歷史及當下社會,女性、少數族裔、非基督徒和同性戀者等,一度處於弱勢地位,他們要求免受歧視,自可理解;但「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卻不致力於在社會達成對某一共同規則的認同,反而日益將男性、白人等作為「結果」式參照。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少數族裔等在社會競爭相對失利,就被認為是受到歧視。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以至於學校、公司錄取時,無論申請者能力高低,都傾向優先照顧女性、少數族裔等,「政治正確」就成為「逆向歧視」。

人類的天性,從來存在追求優越、排斥他者的因子,而人性不是崇高的理念能改變。由於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而對他們是否獲「政治正確」的待遇、乃至稱呼,都是主觀的,昨天的歧視用語、可以是今天的「潮語」。因此「政治不正確」的爭議,只會永遠在人類社會存續下去。也就是說,假如有組織以「消除政治不正確」為己任,幾乎可以肯定與人類共存亡,這種「可持續抗爭」,很容易愈來愈小圈子化,不知不覺間脫離群眾。

「逆向歧視」惹社會不滿

當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學術、媒體界的話語霸權,就讓大量美國人不勝其煩。例如早在1990年,得州大學將文學寫作課程的作業題目從傳統文學經典換成「反歧視」、「平權」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話題,迅速引發教員間的爭議,不少教員認為教學內容和評判標準不應以「政治正確」為原則。然而,「政治正確」之風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乃至教師授課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表述,都成禁忌。如「殘疾人」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這類似乎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成為象牙塔自我感覺良好的離地遊戲。

當「政治正確」的霸權地位蔓延至互聯網,而又有專業律師專門承接、乃至鼓動「政治不正確」官司,不少主流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為免麻煩,都不歡迎任何可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表達,甚至採取刪帖等手段對其禁聲,讓網民認為「言論自由」的底線,已受到根本挑戰。但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特朗普的600萬網軍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政治正確」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伊斯蘭國」(IS)的觀感即是一例。IS興起以來,美國輿論反覆強調「IS不是伊斯蘭教」,無論媒體還是網絡,都不將「伊斯蘭教」與IS聯繫。然而不少分析人士、乃至伊斯蘭研究專家都指出,IS與傳統恐怖主義不同,本身與伊斯蘭教甚有淵源;若一味追求「政治正確」、而忽視其宗教極端化的號召力,國際社會就不能制訂出消滅IS的良方。當然,以上分析不代表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一類反智言論合理,但IS確是憑藉「哈里發」的宗教號召力呼風喚雨,影響力才得以席捲全球、得以達到阿爾基達沒有的效果。假如連這也不敢談,更是不合理。至於研究非洲時,連「部落」、「酋長」也不敢說,更是左翼幼稚病人常犯的笑話。

在這情況,一旦極右人士、或草根右翼群眾掌握社會資源,必然會更激烈批判左翼思潮;而該批判肯定得到長期自覺遭「逆向歧視」、又苦於不敢單獨發聲的民眾支持。特朗普參選以來,幾乎打破美國社會所有的「政治正確」禁忌,支持度卻一路躥升,共和黨乃至整個美國社會因此陷於撕裂,這一點其實並不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單靠「政治不正確」這一招,就能彌補自己一百種明顯缺陷,乃至掩蓋其他國家裂痕,這對美國面對的種種真正挑戰,實在不是佳音。但這與其說是特朗普的責任,實在不如說是過去20年左翼霸權的責任。變革發生了,就不能走回頭,類似場景,又何止於美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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