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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3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國際關係視角看「去殖民化」

不久前,有北京前駐港官員稱香港未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掀起一輪對「去殖民化」的討論。然而,即使在國際關係學界,「去殖民化」這類命題從來都是具高度爭議,且不是單純的政治議題,也必須理順相關文化意涵。

此時,大家不妨重溫「去殖民化研究」領域專家Jan Nederveen Pieterse及Bhikhu Parekh合著的《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後殖民情狀》(Shifting Imaginaries: Decolonization, Internal Decolonization, Post-coloniality),雖然著作更屬文化研究範疇,並已為羅永生等香港學者介紹,但通過同樣框架介入國際研究,也能讓人別有所得。

在該著作中,作者首先從「殖民主義」與「本土文化」的關係入手,指出殖民者引入的價值觀與制度,並非全以外力加諸殖民地,而是透過跟殖民地自身的本土文化發生碰撞,進而共同建立而成。此一理解,與北京常常簡單地把「殖民制度」簡化為「英帝國主義者」強加在港人身上這一標籤,可謂背道而馳。換句話說,產生於殖民地本土的思想,通過對自我的反思及對殖民者的回應,也共同參與了「殖民制度」的創造。

文化融合 難以割裂

作者以印度被殖民的經歷為例,表明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衝擊終究是有限的,殖民歷史並不意味着本土歷史的斷裂,而是在本土紛繁的文化與傳統之上再加一筆。正如「本土文化」包含了種種外來文化交流下的變異,「印度文化」其實是種種外來文化混合而成,今天印度文化便不可能與英國輸入的板球割裂,可見「殖民化」本身也是一個複雜互動過程,並非憑「一刀切」方式簡單粗暴地進行。

理解了這定義,大家應進一步看作者如何區分3種不同「去殖民化」,並思考有沒有哪個模式能適用於香港。

一、最基本的「去殖民化」是以民族解放運動為載體,目標是推翻外來殖民政府,驅逐外來資本,解放受殖民壓迫的人民,進而構建獨立的新政權云云。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多由此展開。

誠然,獨立自主的政治與經濟架構,以及免於壓迫的民族國家認同,都是「去殖民化」的追求,但這種過分強調「與過去割裂」的去殖民化,往往帶來極負面影響。假如「去殖民化」支持者變成一個「反抗的共同體」,而對制度優劣缺乏反思,即使殖民者被驅逐,壓迫者卻依然存在,他們即是當地的新貴,以國家意志之名繼續掌控權力。這解釋了何以那麼多非洲獨裁者都以「去殖民化」之名,來繼續獨裁統治,典型例子自然是新一屆「孔子和平獎」得主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穆加貝把國號由充滿英國殖民色彩的「羅德西亞」變成紀念非洲文明的「津巴布韋」,這就是有關手法的代表作。此外,把「剛果」改稱「扎伊爾」及搞「扎伊爾化政策」的獨裁者蒙博托,也是同一類人。

二、作者稱另一種「去殖民化」為「內在的去殖民化」,以階級與性別為主戰場,表現為社會底層民眾反抗精英統治與階級壓迫,以及女性挑戰傳統的男性主導權力,這是傳統左翼學者的主要論述。

這種發生在不少新興獨立國家內部的「去殖民化」運動,通常以驅逐所謂「殖民政府的繼承者」為目標,力求更廣泛意義上的制度解放與社會進步。根據此定義,誰才是香港真正的「去殖民化」對象,不言而喻。然而,這種「去殖民化」往往被國族主義者高度批判,因為社會的核心始終習慣以「我者 ── 他者」劃界,習慣二元鬥爭,假如不嘗試披上這件外衣,畢竟是難以凝聚人心。

三、在作者看來,真正跨界的「去殖民化」已隨着全球化大勢而生,也就是「後殖民性」(或曰「超越殖民性」)運動。作者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頻繁的人口流動與密集的文化碰撞等,已令不同文化得以互相了解,「我者 ── 他者」的界限趨向模糊,談論去不去殖化已是不必要,既然連討論也屬多餘,這才是根本意義上的「去殖民化」。不過,此觀點也具高度爭議性,不少東方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以美國等西方世界主導的、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再殖民」,亦即「新殖民主義」。有關國家不再以政治上的代理人管制為表現,而是通過對資本、技術及機制的壟斷(例如世貿組織),以及「文化同質化」(例如麥當勞化),達到控制非西方世界的目的。對這一質疑,作者在著作末尾提出,擺脫「新殖民主義」的關鍵,在於實踐「文化多元主義」,亦即打破「西方 ── 非西方」的二元隔閡,不再以「強權者」與「受害人」的身份自居,才能輕身上路。

二元對立 無助解困

上述種種看似「離地」的概念,與當下香港又有什麼關係?近代香港正是經歷上述「殖民 ── 去殖民」的不同階段,而對於香港殖民史及「去殖民化」的認識,也反映當下香港社會二元對立的不同心態。其實,英國殖民者引進的制度設計及文化,跟香港社會發展深刻交織,早已無分你我,所謂「去殖民化」並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港英時代的一切文化制度設計統統拋掉,何況其中不少有益的特質,已經內化到香港文化當中。諷刺的是,當初中國欣賞香港,部分正源自這方面文化的可貴。

再者,與其他殖民地經驗不同,香港以「回歸」方式結束殖民統治,這使香港在解殖過程中面對的,並非自我的解放,而是再一次與境外政治、經濟與文化碰撞,以及相應的對自我再認識。對北京而言,這是光明正大的重新確立管治,但對不少香港本土主義者來說,北京自身是否亦帶着後殖民因子,來實踐國家民族主義,試圖把香港各方面納入其統治,對昔日本土精英及港英政權共同建構的社會文化一筆勾銷與推倒重來,亦似不言而喻。

這些涉及香港政治的思考,並非筆者的研究範圍,只知道「我者 ── 他者」的二元思維一天不打破,任何社會都難以擺脫後殖民時代的困局,從前的多元文化特色,只會迅速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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