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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4日

廖群 神州瞭望

內地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

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出了3個十分重要的新政策訊號:一是提出「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和「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二是提到「政策發力適當靠前」;三是把多年來「宏觀槓桿率保持基本穩定」的提法刪掉。

這些訊號意味着:1)內地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將重新定位於促增長或穩增長;2)宏觀經濟政策將從前些年的從緊轉向從鬆,或從偏緊轉向偏鬆;3)不提「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意味着宏觀槓桿率不一定要再降,有需要可續升。

中央求「穩」本質的差異

今年3月初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加強政策轉向的基調。報告把「穩增長」放在更突出的位置,確定今年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穩」和以前提了多年的「穩」存在本質上的差別。在內地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穩」大多是相對於經濟增長的上行壓力而言的,旨在把經濟增長速度「穩」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防止經濟增長過快導致市場泡沫和增長後的強勁透支。至於現在的「穩」,是針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目的在於把經濟增長速度「穩」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防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過快,甚至低於當前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這一本質性的差別產生的背景是,經過40餘年的高速增長期後,內地經濟正在進入一個較低增長速度的新發展階段。經濟高速增長時,主要風險是市場泡沫和增長後勁透支,所以要把經濟增長速度「穩」下來至可持續水平;而在新發展階段,主要風險是經濟從高速增長放緩過快以至低速,因而要把經濟增長速度「穩」上去至潛在增長率水準。今後20年左右,內地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中高速,即在4%至6%區間。因此,今後內地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把經濟增長速度「穩」在中高速水準。

1978年至2019年的41年間,是經濟高速增長期,年均增速高達9.4%。這是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增速最快、穩定性最強的,因而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增長奇蹟。不過,從2020年開始,我們就告別了這個高速增長歲月。具體來說,2019年經濟增長6.1%,是內地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後一年。由於新冠疫情,2020和2021兩年的平均增長為5.1%。即使沒有疫情,這兩年的平均增速也應該在6%以下,介乎5.5%至6%之間。也就是說,無論有沒有疫情,中國經濟都已告別高增長期。

保中高速增長至關重要

那麼,高速增長期後,經濟增長速度「穩」在中高速水準的前景如何?

首先是可能性問題,即經濟增長速度能「穩」在中高速水準嗎?對於這一點,從各國的歷史經驗來看,是有理由擔心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高速經濟增長期的4個亞洲經濟體,即日本、南韓、香港和台灣為例,在高速增長期,年均經濟增長達到9%左右,但之後都沒有穩定在4%至6%的中高速區間,而是很快就放緩到中低速區間,即2%至4%,甚至是低速區間,如日本。所以,就一國的經濟增長而言,高速增長期後並不一定要經過中高速階段,而很有可能直接就進入中低速或低速階段。然而,內地將是一個例外,由於歷史、文化及地理等各方面的原因,大量研究表明,今後20年內地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因而內地經濟增長在高速增長期後,可能「穩」在中高速水準。

第二是必要性的問題,應該看到,高速增長期後經濟增速「穩」在中高速水準,對內地的發展目標來說是必須的和至關重要的。顯然,如果今後20年左右內地經濟增長速度不能「穩」在中高速水準,則內地在203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以及在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發展目標就無從實現。從另一角度,要從當前人均GDP 1.2萬美元上升至發達國家人均GDP平均4萬美元的水準,沒有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高速增長的潛力是有的,而潛力的實現也是必須的。可是,潛在的實現是需有條件配合,這取決於人的努力,而在現代經濟下,人的努力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

4%至6%的中高速增長,是對中長期或今後20年左右而言的。2019年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後一年,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至2.3%,則2021至2025年間,即「十四五」規劃時期,是內地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第一個5年。鑑於經濟增長曲線的拋物線性質,今後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曲線也必為前高後低,所以2021至2025年間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在5%至6%之間。這應該就是為何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把今年內地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5%左右的背景和原因。

5.5%左右的增長目標,雖高於市場預期,卻是與內地前兩年平均經濟增速和「十四五」期間以至今後20年左右的增長目標要求相銜接的。政府對經濟增長目標高於市場預期的情況並不多見,這次卻高於預期,表明了宏觀經濟政策向寬鬆轉變大局已定,同時也意味着,宏觀經濟政策的寬鬆取向將可能是中長期性的政策選擇。

當然,由於兩會後新冠疫情迅速惡化,次季度經濟增長將大幅低於預期,全年5.5%左右的增長目標恐怕難以實現,有必要降低。但這是很自然的,人類控制不了天災,增長目標本來就應該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調整;短期調整並不否認中長期意義上的合理性。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全球治理中心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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