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日
前特首、現任國家領導人董建華一直發揮餘熱,活躍參與香港社會政治,繼早前批評他一手搞出來的通識教育教壞細路,早兩日更發表強硬措詞的演說。董建華認為修例爭議升級之快、規模之大,組織看似鬆散其實精密,與過往的群眾運動明顯不同,有理由相信這次衝突有「幕後推手」,或有「外部勢力」介入,更明言指「種種跡象都指向台灣和美國」。董建華又指自回歸以來,香港特殊地位被外地「別有用心的政客和反華勢力」視為樂土,利用香港和內地制度間的差異,煽動港人恐共情緒,破壞中港關係,目的是讓香港變成「國際博弈戰場」、「反抗中央基地、牽制中國的棋子」,呼籲港人不要被人利用。
積極參與反修訂《逃犯條例》的年輕人生不逢時,相信對董建華只有依稀印象;年紀大一點的香港人,相信都聽聞甚至領教過董建華的「呼籲」,知道其「燈力」不凡。正如早前在本欄寫過,什麼神秘力量暗黑密謀等的陰謀論無從觀察亦未有證據,沒有什麼好討論,今天想講的是董建華未有提到的另一種「外部勢力」: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從來都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間接左右政治地位。
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經濟生產總值預先估計數字,按年實質增長只有0.6%,與今年第一季的升幅相同,遠差過市場預期的1.5%,持續跌勢。增長失色,主要是因為本地固定資本形成(Fixed Capital Formation)總額,與上年同期比較實質大跌12.1%,超越了第一季7.0%的跌幅。資本投資意欲,除了取決於預期回報,也受不確定性的影響:前路未明,下注難免遲疑不決,以防後悔莫及。
內憂外患直接影響
不確定性由內至外籠罩香港。講內憂,反修例運動一發不可收拾,由市民與政府之間的對立,發展成市民與警方之間的仇恨,變成不同政見市民之間的敵意,衝突無日無之,沒有固定地點時間,表面上在影響日常的經濟活動,更深層其實在破壞社會上的基本互信、對遊戲規則的尊重。
講外患,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仍未休止,香港立於烽火之間,既受到貿易額下降的直接打擊,亦受美國將香港跟內地一視同仁的威脅。
資本投資下降,先直接反映在經濟增長,若情況持續,終會波及勞動市場,樓市和股市也難保持近來不錯的走勢。
內憂外患,只因香港經濟開放,對人才、資本、資訊開放。正如梁天卓在本欄所講,香港對內地重要,只看香港佔全中國GDP不足3%是膚淺,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於內地的司法系統。外國公司選擇在香港簽合約保障權益,內地公司選擇來香港上市集資,都顯示了香港的價值。
董建華講「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沒有錯,只是香港需要的不只是國家好,而是跟香港有生意往來的「外部勢力」都一樣好。修訂《逃犯條例》之愚不可及,既在修訂本身引起了外國僑民隨時在香港被送到內地的擔憂,後來笨拙的處理手法更直接打擊了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香港不好,對國家沒有好處。
中間人價值與尷尬
香港作為一個中間人,內地和外國的利益都實實在在,同時亦將香港處於一個尷尬境地。「一國兩制」兩制之間的距離(如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維持着外資的信心,但這段距離同時又為內地帶來可大可小的麻煩。就如反修例事件,內地起初是完全禁絕報道,後來愈搞愈大,報道開始出現,方向是將抗爭定性為由外部勢力策劃的港獨陰謀,皆因這是唯一符合「國情」的論述角度。跟實情完全是兩回事,固然荒謬,其實也反映了香港的尷尬:只要香港保持開放,就難免會為另一制度下的內地「添煩添亂」。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經濟高度發展而政治保持落後甚至倒退的香港。
香港人為反修例事件已付出了高昂代價,我實在不願見到香港走上徐家健描述的「你死我亡的不歸路」。我更希望香港能繼續成為「外部經濟勢力」的「基地」,從中取利,維持「一國兩制」的利多於弊。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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