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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6日

Salman Ahmed 宏觀灼見

民粹主義勃興 央行莫辭其咎

貨幣政策是時候作出範式轉移,即作出思維模式轉變。若貨幣政策並無考慮貧富不均時,已發展市場央行低估了民粹主義可能造成的影響。貨幣政策框架須融入「行為宏觀經濟學」,考慮經濟參與者的情緒和心理狀況。

過去30年全球經濟急速增長,惟社會人士對貧富不均的意識日增,促使經濟和投資面貌出現轉變。富者愈富,幾乎是所有國家的寫照,無論在已發展市場或新興經濟體,中產階層和低收入人士的境況並無改善。技術勞工報酬不均,以致資本與勞動力回報之間的相互影響出現轉變,部分歸咎於全球化和科技發展。然而,央行政策加劇貧富不均的爭辯,日漸備受關注。

量寬政策播下對抗種籽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消費物價通脹是主導貨幣政策的主要因素,亦是現時全球多家央行的政策框架。可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起,央行致力避免經濟陷入蕭條,貨幣政策不再只局限於釐定利率。

以量寬政策為例,市場已廣泛接受央行重燃「動物精神」,鼓勵投資者持有較高風險的資產,從而發揮量寬政策的效用。David McWilliams近日在《金融時報》表示,聯儲局在擊退經濟蕭條的同時,播下了嬰兒潮世代與千禧世代對抗的種籽。

貧富不均日趨嚴重,是歐美民粹主義再度崛起的重要因素。「特朗普現象」不只是違反常規的表現,且已擴散至激進左翼,致其茁壯成長。意大利民粹主義崛起的情況明顯不過;德國於2015年改變移民政策後,為極右另類選擇黨造就了捲土重來的契機。在法國,「黃背心」運動也發人深省。

這些轉變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秩序造成深遠影響,央行亦無可幸免。

行為宏觀經濟學納決策

2019年首季,聯儲局面對總統特朗普的高壓,作出迅速而影響深遠的政策轉向。主席鮑威爾於去年12月釐定財政狀況時,低估了股市的角色,到3月,當局的措詞完全逆轉,突然轉向以消費物價為目標。這是聯儲局在經濟衰退時期以外,作出最迅速和影響深遠的政策轉變。

在民粹主義當道的世代,自由民主社會在制訂政策時,需要考慮由貧富不均激發的社會憤懣,因為這很可能影響未來的政治現實。

在金融市場,行為金融學的理據眾所周知,央行可從中借鑑,把行為宏觀經濟學融入其反應函數(reaction function),這對歐洲尤其重要,區內政府對大幅修訂財政政策卻避而不談,即使在「修正」由貨幣政策導致收入不均方面,稅務政策擔當着重要角色。

歐洲央行必須重新思考其反應函數,並就達到2%通脹目標作出令人信服和明確的承諾。此外,歐洲央行也急需制訂一套廣泛的政策工具,例如向中小企和中低收入人士提供大規模信貸,儘管可能出現資本錯配的風險,尤其在經濟可能再度下行時。事實上,歐洲央行需要制訂以貨幣融資但較溫和的財政政策,以備不時之需。

若歐羅區備受經濟急挫衝擊,民粹主義或會造成更猛烈的政治影響。政府以民主方式選出,意味若技術官僚機構(例如歐洲央行)繼續以狹隘的方式解讀其責任,或無可避免地面對民粹主義的壓力,可能嚴重削弱其任務的形式和範疇。

總括而言,避免經濟陷入衰退是經濟和政治政策的當務之急,央行必須重新思考其政策的反應函數,以反映當前的行為宏觀經濟。

作者為瑞士隆奧資產管理首席投資策略師。他為《信報》/信網撰文,分享投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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