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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8日

林伊 EJ GLOBAL plus 學術與政治Q&A

學術與政治Q&A

學術機構獨立自主如何才能做到?

「學術自由」是民主社會最珍而重之的價值之一,而要確保學術自由不受損害,最重要的是要讓學術機構不需依賴政府或任何單一組織來維持自身存續,也就是說要做到財政獨立。

以大學為例,外國的頂尖大學往往都擁有天文數字的捐贈基金,這些基金是大學創校以來歷代校友,以及來自社會各個領域的機構捐贈,然後作長線投資慢慢滾大而成。大學能依靠巨額捐贈基金長期維持運作,讓大學能夠按學術研究成果直話直說,不用懼怕來自政商界的壓力。而權威智庫組織往往有非常多的收入來源。以「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為例,其資金來源雖然以美國軍方為主,但據其官網資料,政府資助只是其九大收入來源之一。

 

 

智庫等同倡議政策的學術組織嗎?

智庫屬於廣義的學術研究組織,但相較於以增潤人類文明知識為目標的純學術機構,智庫主要是為了倡議個別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主張而建立,他們的研究大多都是為了佐證其主張,增強該主張的說服力而進行。

智庫的研究範疇多與公共政策、政府施政和管治方針有關,因此根據學術研究成果來向政府或社會倡議政策無疑是智庫成立目標當中的大宗;但這不代表所有智庫都如此定位。因為智庫不一定是獨立機構,有不少智庫是由政府、政黨、大企業等斥資建立。相對於提出政策建議,這些智庫或更多是擔任為金主宣傳主張、引導輿論的角色。

 

 

學術界影響管治政策的歷史有多久?

學者對管治者作出政策倡議這個做法,在人類文明已最少有數千年歷史,最為一般人熟悉的遠古例子,莫過於古希臘哲學先賢的政治思辨,或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門客智士為諸侯出謀獻策。

然而,談到真正有獨立的學術組織或學者網絡,恒常就管治者政策作出有系統的研究,就要到約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才出現。

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學者Jacob Soll指出,當時歐洲的王公貴族爭取主教的任命權及將教會的部分收入收歸己有,聘請學者們研究自己的特權在哪方面可以抗衡教廷權力,其後再逐漸演變,擴展至不同類型的政策研究。

 

 

學者拒投身官場有什麼原因?

首先學者同時兼任政職並非罕見的事,例如意大利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本身是專研私法(Private Law)的法律教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anchez)是經濟學博士;荷蘭公共安全及司法部長是來自馬斯特里赫特大學的勞工法學者。

儘管如此,也有不少學者雖熱中於點評政府施政和管治,但始終不願意投身官場。當然學者都有不同的個人考慮因素;不過純粹就工作性質而言,從政者的工作是訂定政策、構思實踐方式、管理執行官員等實務,與埋頭鑽研學術的學者生活大為不同,因此並非每一個學者都能夠勝任。

 

 

「影響因子」指標什麼時候出現?

3年前香港大學的高層任命風波期間,曾有人提出「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這個名詞,引起網絡輿論熱烈討論。事實上「影響因子」是衡量個別學術期刊影響力的其中一項指標。

「影響因子」最初於1955年由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創辦人、科學計量學(Scientometrics)鼻祖之一Eugene Garfield提出,基本原理是計算學術期刊在過去兩年內的刊登文章數,與本年度該期刊內文章被引用次數的比例,從而量化該期刊的綜合影響力水平。他在1975年開始在科學情報研究所旗下的《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公布「影響因子」排名,成為評估各地學術期刊影響力一項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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