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9日
錢穆認為中國歷史上最不像樣的時代,是唐宋之間的五代(907-960年),前後五十多年,八姓,十三君,開國之君,三位是胡人,一位是流寇,一位是募兵,都是出身行伍,沒有遠志,只藉兵強馬壯,霸住地位,但平均每人只得4年(和今日的4年總統制差不多),不可能幹出什麼大事。
一言免國人於夷滅
在這種天下大亂的時代,皇帝本身就是亂世賊子,為所欲為,不聽勸諫,當臣子說也沒用,只求在行政方面,使百姓生活稍為安定,便算有功。怎知今日的美國,連馮道也沒有。「國史大綱」不太寫名臣功業,但卻提出:馮道、張全義、鄭韜光、馬胤孫,幾位亂世人物。錢穆認為,世運至此,以節義廉恥來責備當時之人物,沒有這必要。這算是為馮道翻案:馮道侍五朝八姓十一君,只是世運不得不常常轉工而已,而老闆都是些「禽獸不如」的人物,能夠與他們周旋有所存濟,能以救時濟物,保住性命,實屬不易。馮道死年七十三,尊者謂與孔子同壽。遼國耶律德光攻入京城,馮道對他說:「此時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一言免中國人於夷滅。五代後的宋人,如富弼、蘇轍對馮道都是稱許的,以其能「降志辱身」,保存大局,完成萬世功業。馮道可和狄仁傑、柳下惠、管仲等媲美。但歐陽修在壯年時修五代史,卻不齒馮道,是年紀太輕,看不清世情險惡:古代講節義的知識分子,講究「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志行芳潔,又怎肯為一位昏君和暴民服務。
偏偏二十一世紀的西方,還有一大堆這種人,為了保住祿位,什麼都跟主子,毅然引退不起,還要被炒魷來侮辱,簡直沒法和馮道相比。好的官員,為了「數時弊」,如種族歧視,如暴亂,要平息這些禍亂,不計較身受屈辱,才是亂世最高境界。馮道被歐陽修評為:「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其實有誤,馮道曾諫唐明宗、諫周世宗,避免出兵,免卻無謂死傷,並非不能諫,只是史無記載。歐陽修影響力大,馮道後世成為奸臣,正如魏延為《三國演義》一寫,成為反骨仔,王莽被白居易一詩句而成為奸人,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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