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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7日

天峯醫生 醫者之言

反修例下的醫院

這個月來,舊同學群組異常「熱鬧」,當然是關於城中最明顯的「單一議題」──反修例引申出來的連串事件。

坦白說,「戰況」是頗為一面倒的。所謂一面倒,並不是說某一方說服了另一方,而是從訊息的數目上,或是字數上,甚至是訊息發放的效率上,其中一方都有極顯著的壓倒性優勢。有些同學可能因不同原因退出群組,有些同學則另開「志同道合」的群組,然而大多數的同學還是選擇默不作聲。

有同學提出可否在群組中避談政治,以免損害彼此間好不容易的聯繫。不過很快就有另一位同學說:「民生本身就是政治!」

筆者只是區區一個醫生,由畢業到現在也是在公營醫院工作,對政治並無太多參與和認識,亦本來不想在這個專欄中提及政治。只是「民生本身就是政治」,醫院在這個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之下,始終也不能獨善其身。

工程規劃延遲

反修例事件對醫院的影響至少有三方面。

一、擴院計劃

有4間醫院剛剛差不多排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現在要等到立法會復會之後才能繼續,至少可能要三四個月之後。項目規劃或工程無可避免地會被拖遲,一些醫院長遠的落成時間表仍未知會否延後,更新和改善服務的投入也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只是,在這個水深火熱的困境下,似乎沒有很多人理會這個真正民生的問題。

二、接收大量傷者

香港每一間公立醫院的急症室都有一套完備的緊急應變機制,而消防處(救護車服務)和醫院管理局亦有訂立統籌機制,在有重大事故發生時便會由緊急應變中心協調,分流病人至不同醫院,以減少單一依賴事故發生地點的鄰近醫院,令傷者得到適時的照顧。

在這個機制下,一般的和平示威對醫院通常都不會構成很大的壓力。只是如果示威發生衝突,情況則完全不同。一來受傷人數難於估計,二來情況會不斷變化,三來時間可長可短。例如在大型交通意外中,受傷的人數大多數在意外發生時就已經定下了,只是救出和確認傷者需時,數字交接上或會有延誤,但大部分情況下,一兩個小時後掌握的情況大致不會相差很遠。

但是,若果是因為衝突事件,時間變成醫院的最大壓力。因為衝突一刻未完結,受傷的人數仍然有可能增加,甚至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增加,醫院要隨時有足夠人手候命,而這種情況可以持續數小時以至一整天(晚),直至衝突完結為止。對醫護人員來說,尤其急症室的同事,壓力可想而知。

三、同事、民眾及警察之間的關係, 維護醫護專業

這個倒是對今次醫院最大的挑戰。不同想法的民眾、警員都可以因事件被送到醫院,事實上,即使醫院同事同樣也可以有不同意見,社會互不信任甚至彼此仇視的繃緊氣氛下,很容易造成誤會、誤判以至不適當的行為。

只是,醫院在任何情況下都只得一個目的──救急扶危。筆者見不到有所謂「狹義」和「廣意」的專業守則。所有醫護人員都只能恪守一個醫療專業的原則──我們需要專業地治理每一個病人,不論任何膚色、種族、性別、政治背景……筆者上一篇文章(刊於7月6日)提到的醫療兵道斯(Desmond Doss),即使在戰場上見到受傷的敵兵,同樣會施以援手。

醫院儼然一個小社會,反修例對筆者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筆者也只是個普通香港人。其實,不少醫護同事都受事件困擾,不少都表達希望可以盡可能減少收到相關訊息,甚至有同事擔心自身的安全。

筆者心中有個疑問:相比之前的「佔中」時代,為什麼今次香港民眾對和平示威後發生的多次衝擊,明顯地包容得多?

筆者不是社會學家,只嘗試從純粹觀察的角度看這兩次民主運動的一些不同之處。

1.雖然上次同樣有很多不滿政府、不滿中央的聲音,但今次充斥極大的恐懼和仇恨。這些極端情緒所牽引出來的戾氣和躁動,令隨之而來的相互衝突和破壞不斷升溫。

2.上次有不少兩代之間的價值觀爭辯,今次卻多了很多專業詞彙和理論去解釋年輕一代的激進行為,例如「後物質主義」、De Tocqueville Effect等,似乎產生了很多共鳴,反而得到跨年代的認同。於是大家都認為應該保護和協助年輕人追求他們的理想,無論如何都要包容他們所做的一切,甚至有說:「他們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情!」某程度上令到「立場先行」和「一竹篙」的觀念變得更普及化。當遇到「唔啱聽」的說話,就可以如海天巨浪般「撲殺」;只要是出自同道中人的訊息,就可以照單全收,就算之後證實為流言,信心也沒有絲毫動搖;亦間接默許了一些年輕人的說法:「為了達到目的,乜嘢都可以試吓。」客觀上的而且確有機會合理化了一些原本不為人接受的行為或表達方式。

不該以暴易暴

3.今次不單沒有所謂的大台,而是再沒有人強調會「和平被捕」。雖然仍然有人提「和理非」,至於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的說法卻似乎隻字沒有人再提過。

事件的發生很大程度上與香港政府的認受性有關,加上世界性的民粹主義和自我價值膨脹的影響,配合了由上次「佔領」事件之後進化出來的網上傳播能力和速度,力量變得前所未有的巨和快。不幸地,政府卻沒有隨之演變,仍舊以為得議會便得天下,缺乏對民意的觸覺和反應。

後物質主義可能真的代表了很多當代年輕人的看法,這個筆者也表認同。但若說「因為時代不同了」,我們就需要接受更激進的表達方式,不接受只是因為我們不理解人們的心靈價值,筆者才疏,恕還未能理解這個邏輯。

其實每個年代都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古今中外都有許多不滿現狀或不滿政府的情緒。由不滿生活得不到照顧、不滿買不到房子、不滿加稅,到不滿政治動盪、不滿全球化,以至不滿不被尊重、不滿失去自由等,難道沒有飯吃的就不可以激進,爭取心靈價值的就可以肆意破壞社會?市民是絕對有權和應該去表達訴求和不滿,只要是「真和理非」。筆者反而可以明白「我個仔唔會打人」的心態。只不過,兵荒馬亂、拳腳無眼,在打架之後才追究誰是誰非,可能遠比想像中困難。

筆者始終認為,無論任何一方、任何立場、任何政見、任何宗教、任何年代、任何理由,都不應接受任何形式的暴力。警方固然絕對不能濫權,我們亦不能只罵他人拳打,不理自己腳踢,更不該同意以暴易暴的方式。始終暴力就是暴力,在現今文明的社會下,所有出自任何一方的傷害和破壞都不會是公義的。同樣地,無論大家對法治的定義有什麼不同,法治的底線都不應該是輸打贏要。

香港人愛香港,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出一分力,但香港人無理由會接受這種無休止的衝突。要終止衝突,保持克制,實在是雙方面的。政府要先展示出誠意和明顯制度上的改善,首先至少要想辦法給予大眾時間和空間去沉澱,然後回歸以制度去建立秩序和信任,改變以往官僚式的吸納民意模式。民眾實在需要「慢」下來,重拾客觀思考的邏輯,減少情緒下的過早判斷,容許多元化的討論。唯一能夠令小撮人願意放棄衝擊,就一定要靠堅持「真和理非」的民意。所以政府最重要的持份者,不是那一小撮的衝擊人士,而是絕大多數真和平的香港人。

筆者擔心衝突會發展成不可逆轉的惡性循環,香港市民亦不會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充滿仇恨和戾氣的城市。大家都「唔好打人呀」,好嗎?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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