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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2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工作.職業.事業

有朋友提醒,這是「狀元周」,你不寫寫DSE和狀元?本來不想趁這個熱鬧,又覺得這是每年例事,也許寫不出什麼新意。剛巧與一位朋友午飯,卻獲得了新的啟發,值得與讀者分享。

這位朋友是一位退休的大型企業CEO,退休以後仍然孜孜不倦好學不倦,也很關心教育。他的一句話,打動了筆者:「為什麼我們勤奮努力了一輩子,到了退休才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親愛的讀者,你有答案嗎?

有幾個例子,讓筆者更加深刻地思考這個問題。也是朋友傳來的,有一個香港的灣仔TED Talk,講者是Lale Kesebi(目前已回加拿大)。她的題目是「Why it is time to bring yourself to work?」(這裏就不費神去翻譯了)。她開宗明義地說,「對工作,我們是又愛又恨」。意思是,每天上班了,很多人的心還在家裏;上班了,那好像不是最令自己高興的事。筆者反過來闡釋,很多人放工,終於回到家,home sweet home,好像那才是自己的時間,才有真正的自己。

她認為,這源於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人在工作崗位上,是為了掌控機器;現代的機構,一層一層的人員,就是要管好一層層管理人員,最後還是為了管理掌控機器的人。因此叫做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人是生產過程中的資源。而掌控機器與管理員工,並不是人們的生活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既不是人們生活的直接目標,更不是他們的事業,不容易讓人們覺得高興。她引用了各種數據,說明60%以上的人,在工作中並不感到有直接的動力,也不是興高采烈地從事工作。

工作,就是人力資源?

她的原意,也是說給管理人員聽的:每個領導人員,其實背負着的不只是他們管轄的員工,也背上了那些員工的家庭,與這些家庭的安康與愉快。

為什麼不能讓這些員工,把工作視為自己的事業?怎樣才能使人們早上上班的時候,覺得是自己施展拳腳的時刻?

筆者的解讀,Lale的分析,的確反映了真實的現況。許多工作,並不是員工愉快的來源。他們也許由於工作出色,受到讚賞、獎勵、升級,但都不是因為工作本身帶來的歡愉。這也的確是工業社會流傳下來的現狀──工作是為了增加效率、增加產量、增加利潤。這也適用於工商界,有些把業務視為事業(如最近離世的蔣震),在裏面得到滿足感;也有些把業務純粹看成是營利,他們沒有事業。

這就部分解答了上述那位朋友的問題:工作並不一定是自己的真正目的,因此到了退休,不需要再為讚賞、獎勵、升級而努力,就可以找回自己。退休人士不是經常聽到人們不無羨意地說:「你現在可以做你最喜歡的事了!」潛台詞就是,你以前沒有這個自由。中國古人說:「七十而隨心所欲」,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不過,思考下去,在華人社會,這種情況,並不由工業社會開始。為什麼要七十才隨心所欲?在古代,前面的歲月,不是為了擔任人力資源的角色,而是受着種種社會期望、社會格局、社會文化的束縛,許多行為與思想的規範,不得逾越。到了七十,那年代卻是古稀之年,也就可以豁出去了;隨心所欲,也就是找回自己。這種種的封建規範,在工業社會,剛好被工業生產的規章制度替代了,因此人們到退休才找回自己。

今年書展,有一本《香港百人童年》,筆者在裏面說了一個個人的故事。1950年,在銅鑼灣聖瑪利亞堂幼稚園畢業。畢業禮上,給頒贈了一本有很多小貓的兒童書,第一次拿到獎品,非常高興。回到家,父親和氣地說:「你知道嗎?第一名的鄭國雄(我還記得名字),拿的是金鑰匙!」才知道讀書是要考第一的。這成為之後十幾年讀書幾乎唯一的動力,其實並不知道為什麼。不斷順着現代化的「士途」(不是「仕途),不斷考第一。進了大學,才知道與一級榮譽無緣,也就是不再可能考第一。

職業,並不等於事業

西方社會最近的「離職潮」(Great Resignation),也是隨心所欲的西方版。不少分析認為,離職潮的出現,是人們在家工作的當兒,忽然沒有了工作的機構環境,引起了工作意義的思考,出現了頓悟:「每天營營役役,到底為啥?」「為什麼要讓工作支配我的生活,而不是讓自己支配我的生命?」因為他們有職業,但是沒有事業。

這種頓悟,應該說,疫情在家工作,只不過是觸發點。背後更大的原因,是整個傳統工業社會逐漸的、不聲不響的瓦解。筆者在本欄不斷探討的,是社會的碎片化、機構的脆弱化、職位的短期化。在個人來說,「人浮於事」,已經是常規。

西方也有這樣的報道,疫情之下,就業機會短缺,聘人反而困難。就是香港人說的「有人無工返,有工無人返」的奇怪現象。社會上一般只注意失業,很少關注不願意就業的現象。

話得說回來,並不是所有工作都是受別人支配的。藝術家,包括音樂家、美術家、演員、導演、製片、運動員……等等,他們有事業,沉迷在自己的事業裏面,事業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也會受到各樣的掣肘,也會碰到許多周折,但是仍然樂此不疲。

我們身邊的許多專業人員,都是對自己的專業,懷着無限的熱忱、無窮的興趣。他們在工作裏面,不斷在滿足個人的願望。醫生和教師,尤其如是。因為他們面對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希望把這些活生生的人,盡量接近完美。這就不只是一般的事業。

醫生,他們入行的時候,幾乎都是懷着「醫者父母心」。我們聽到本屆「狀元」,打算從醫的,都有這種信念,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病人。當然,也有醫生後來轉為管理人員、政治人物,也有少數變質而純為牟利;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許多戰戰兢兢、不為名利所動、俯首為病人貼心服務的醫者。是他們,在支撐和創造着我們今天的醫療健康體系。這也告訴我們,進入醫學院,只是實現理想的第一步。

與醫生比較接近的如護士、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等,都有着同樣的抱負,才能把日常的、也許是繁瑣的工作,變成自己的事業。

教師,俯首學生的事業

教師,是另一個可以把工作視為事業的專業。這裏說「可以」,其實是「應該」。不管是在社會騷亂裏面,還是在長期的疫情底下,香港教師心裏懷着的,是「學生第一」──學生的安全、學生的學習、學生的生活、學生的家境。他們對這些活生生的學生,對他們全面而複雜的照顧,是行業以外的人很難想像的。他們與學生之間的感情,也是別人難以理解的。近來離港的教師不少,他們依依不捨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學生;他們之中,許多在國外,還與學生保持做密切的聯繫。因此說,教師也是視工作為事業的專業。

上面Lale的啟示,也適用於學校。同事陸慧英的大規模追蹤研究,發現在疫情中,雖然香港教師總體積極樂觀,但是學校之間會有差異;其中的關鍵,在於領導。筆者在疫情期間,訪問過不少學校,教師是否自在、自信、自豪,可以說是一所優秀學校的不二標誌。也就是說,學校的「業務」,對他們來說,也是他們個人的事業,他們的使命、愛好、興趣;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疫情停課的不利狀況下,不怕離開自己的「舒適圈」,精益求精,不斷尋求突破。能否讓教師處於這樣的境界,正是學校領導之關鍵。

在此,筆者感恩。能夠一生在自己醉心的事業裏面工作。要說「隨心所欲」,就是目前所做的。雖則有時候是自討苦吃,還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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