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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8日

方舟 泛舟論章

香港發展創科產業的策略選擇

最近一年,香港社會輿論愈來愈多人支持「南金融、北創科」為規劃發展願景,當中強調北部都會區應以創科產業為主要經濟引擎,帶動發展新界北都市區和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亦為香港提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平台。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4月底發表參選政綱時指出,香港「無創科、無未來」,其政綱正文亦提到香港要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尤其要在北部都會區開展創新科技產業規劃。

如果我們從特區政府的視角出發,創科產業規劃需要解決兩個主要問題:第一,香港應選擇發展什麼科技產業?第二,政府應以什麼策略來推動科研成果的產業化?

學矽谷「踩對點」事半功倍

關於香港應選擇發展什麼科技產業以建成「國際創科中心」,我們也許可以從美國的科技產業發展得到一些啟示。

美國西海岸的「矽谷」路人皆知,那裏坐擁Alphabet(Google母公司)、Apple、Intel、Meta(前稱Facebook)等跨國科技公司的總部和研發基地,是舉世聞名的科技公司聚集地,也是美國創科界的地標。而另一個比較少人知道的是美國東海岸的「藥谷」──圍繞波士頓市肯德爾廣場(Kendall Square)所形成的區域。

矽谷以史丹福大學為依託,沿着美國101公路從三藩市到聖何塞市一帶聚集了數千間具規模的科技公司,聚焦電子科技領域;波士頓藥谷以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為核心,沿着美國128公路聚集了超過2000家來自全球生命科學領域的科研機構和企業(例如輝瑞、阿斯利康、賽默飛、諾華等)。

實際上,矽谷與藥谷的科技資源(包括人才、資金、技術)集中程度差不多,波士頓的大學資源甚至強於三藩市,但一直以來,矽谷的知名度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遠比藥谷大,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矽谷集中的產業恰逢最近一波科技革命浪潮,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電子科技產品的市場需求迅速上升,電腦、手機等市場規模愈來愈大,也大大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矽谷正好趕上了第三次產業技術革命──即以電腦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應用為代表的訊息技術革命──而波士頓正正沒有趕上這一浪潮。

不可否認的是,產業選擇本身帶有一定偶然性,但產業方向的差異正是矽谷和藥谷今時今日在全球經濟地位有所不同的一大主因。

回到香港的情況,我們的科技產業戰略也需要在產業技術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考慮,只有像矽谷一樣「踩對點」,接下來我們要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進程才可以事半功倍、如魚得水。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深入發展」,當中透露出國家對全球科技發展形勢的總體研判。

目前,訊息技術革命的下半場正在進行中,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與製造業產業深度融合,各行業產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是產業技術升級和邁進成為高增值產業的重要方向。與此同時,量子訊息、物聯網、區塊鏈、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領域將帶來一系列顛覆性技術,孕育新一輪(即第四輪)產業技術革命。

在短中期內,數字革命對我們日常生活模式的改變最大,電子支付、人臉識別、自動駕駛、5G通訊等都需要用到大數據處理、智能算法、數據驅動分析、雲端儲存服務等技術。因此,「十四五」規劃將數字經濟單獨成章,強調「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

國家所提及的數字經濟包括通訊產業、半導體、傳感器、軟件開發、人工智能、大數據、自動駕駛等軟硬件行業,比香港傳統意義上理解的數碼經濟(digital economy)更加廣闊。

近年,中國和美國手機公司和汽車公司都出現相互「跨界」的情況,正正反映了在新一輪數字革命下,汽車從機械產品變成了電子產品。當中,新能源的技術突破讓汽車由化石燃料變成電池驅動,而自動駕駛技術則將汽車與我們的交通網絡更緊密聯通。一些人將未來的汽車描述為「裝了四個車輪而可以移動的手機」,精準揭示了數字革命對人類生活帶來變革和進步將在不久的將來實現。

依託灣區優勢拓數字科技

根據全球產業技術浪潮的變化態勢,數字科技產業是最有「爆發」潛力的產業,而我們國家正正擁有海量數據集、應用場景多元、市場規模龐大三大優勢,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在通訊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相關產業的基礎更是相當扎實。如果能夠吸引內地大型數據科技企業落戶香港,將本地的科技企業融入到大灣區的科創生態圈當中,北部都會區的創科產業規劃可謂「贏在起跑線」。

香港在生物和醫療科技方面有領先的基礎研究和人才資源優勢,故不少人提議將生命健康科技作為香港應重點發展的科技產業之一。但我們要對香港這個領域在基礎研究實力和大規模產業化的潛力分開做仔細的評估。

就生命健康和醫學方面的基礎研究,港府通過多所本地大學為基礎研究投放大量資源,也產生了不少世界級科研成果,社會有目共睹。

香港應爭取在這方面加大資源投入。國家「十四五」規劃指定在北京、上海、深圳、合肥設立大型「國家實驗室」。不同於大學裏面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新創建的「國家實驗室」是獨立的大型研究機構,滙聚國家科技資源攻堅關鍵核心技術環節。香港可積極考慮與深圳、廣州聯手,向國家爭取在大灣區(尤其是北部都會區)設立第五個「國家實驗室」,結合香港在醫療科技方面的優勢,通過跨境和國際醫療技術合作,進一步推動國家在前沿生命健康領域的科技突破。

然而,香港生物科技大規模產業化的潛力並沒有顯著優勢。如果我們橫向審視生命健康科技產業鏈的不同範疇,不難發現香港的優勢主要集中在醫療技術和檢測技術兩方面,但在醫療產業中,經濟產值最高的板塊是製藥,其次是醫療器械,兩者都並非香港的強項,也不是大灣區廣東城市的的產業強項。

香港在醫療方面的基礎研究有許多重要成果,例如中大醫學院研發的「無創性產前診斷」等突破性技術,對於造福人類生命健康有重大意義,但這類創新科技可以形成的經濟產值始終相對來說比較小。如果要在較短期內將香港科技產業實力壯大起來,依託大灣區優勢發展本地的數字科技產業還是眼前的最優選項。

科研產業化不能單靠政府

香港發展創科面對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將科研成果產業化。很多人都說,香港的大學具備基礎科研實力,只要通過資助這些科研成果產業化應用,就可以推動本地創科發展。然而,實際情況並不是這麼簡單。

大學在實驗室裏所研發的技術更偏向於理論研究,與企業可大批量生產的高技術產品仍有很遠的距離,由於其中轉化過程的失敗率極高,因而被業界人士稱為「死亡之谷」。所以我們必須對此有清楚認識,在制定科技產業戰略時將這一情況考慮在內。

目前,政府通過公帑資助的研發主要集中在大學科研,而要走到產業化這一步還是要靠企業推動。企業的研發投入和風投資金比政府的資金資助更具市場觸覺和產業化經驗,其風險承受能力也更高。投資科技初創公司項目的成功率通常低於10%,政府一方面難以通過資助機制準確找到「必然成功」的科技公司,另一方面亦難以面對90%以上投資在科技公司的公帑「付諸東流」的結果。

因此,要進一步開拓香港本地科研成果產業化的可能性,除了通過孵化本地初創企業和鼓勵由大學教授帶領的實驗室項目創業之外,港府更重要的是將已經發展成熟並具有一定規模的科技公司吸引到香港,由企業的內部研發需要驅動產學研合作,實現科研成果產業化最重要的需求驅動(demand-driven)模式。

吸大型科企落戶培育人才

大型科技公司落戶香港,在科技人才和企業資源方面對構建本地創科產業生態有重要意義,這一意義並非通過加強對大學在基礎科研方面的資源投入可以取代。

已上市的商湯科技(SenseTime)和還未上市的「獨角獸」思謀科技(SmartMore),是香港現在最知名的兩間產生於大學的科技公司。但值得留意的是,他們的主要創辦人都不約而同地有一段在大型科技企業的工作經歷。湯曉鷗教授曾在微軟亞洲研究院擔任視覺計算組主任近3年時間;賈佳亞教授亦曾有數年時間負責領導騰訊優圖實驗室的人工智能研發工作。

大型創科企業被稱為培養未來創業企業家的「少林寺」,而兩位教授在大企業帶領團隊進行技術研發的經驗對他們日後的創業過程有很大幫助。大型科技企業是建立起本地創科產業的關鍵要素,香港又與深圳只有一河之隔,將內地大型科技企業吸引到北部都會區落戶,絕對是建構起本地產業集群和本地創科生態的不二之選。

早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見並委任李家超為新一任行政長官之時,除了指出香港應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三大中心的地位,還特別強調「國家支持香港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發展創科產業是帶動香港經濟轉型的重要助力,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方向,也是國家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重要平台。

對於香港來說,能否實現「國際創科中心」定位的關鍵,在於我們有否看清楚全球產業技術變革的態勢、能否用好國家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強勁勢頭,來制定能夠壯大本地創科產業實力的策略性方針。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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