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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7日

黃伯農

英國政界與情報界關係

去年反修例示威期間,《南華早報》有評論指有英國工黨國會議員將負責反騷亂行動的英籍香港警官的敏感資料披露,稱有在港「英國政府間諜」(British government agents)向英國政界提供敏感資料。究竟英國政界與情報界之間有什麼關係?

本文回顧近代英國國會議員的間諜活動,提出當今英國政界與情報部門之間的密切關係。

史通豪斯「蘇諜案」

近代英國國會議員兼職間諜不是新鮮事,但要有足夠證據斷定並不容易,並需要長時間調查。例如,已故前工黨國會議員史通豪斯(John Stonehouse, 1925-1988)死後12年,在2000年,他才被證實原來是蘇聯間諜。

史通豪斯出身英國左派政治世家,因為母親是修咸頓(Southampton)前市長和市議員,父親是工會領袖,史通豪斯16歲便加入工黨參政。1944至1947年二戰期間,他被皇家空軍徵召任戰機機師。二戰後,他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畢經濟學。1957年,他代表工黨出選地方選舉,32歲已當選國會議員,自此在英國政界扶搖直上。

1962年,工黨國會議員史堅立(Dennis Skinner)指控史通豪斯為捷克間諜,說他透過之前身為「航空副部長」(Junior Minister for Aviation)的職權向蘇聯提供英國飛機和未來航空計劃的重要訊息,換取當時5000英鎊(現時估值71000英鎊)的報酬。因為當時英國政府沒有足夠證據斷定史通豪斯隱蔽兼職的真確性,他便繼續被工黨政府重用。1967年,史通豪斯出任「科技大臣」(Minister of State for Technology)。1968年,他出任「郵政局長」(Postmaster General)和進入樞密院(Privy Council)。

1969年,捷克情報官員科力(Josef Frolik)變節到了美國後,向西方情報機構供出史通豪斯的名字。史通豪斯隨即被英國對內情報機構「軍情五處」(MI5)問話,他否認指控。

1970年大選,工黨敗給保守黨,導致史通豪斯因失去要職而陷入財政危機。他於是與秘書兼情人串謀偽造文件,計劃以一位自己選區內已故選民的虛假身份轉到澳洲。1974年,他的突然失蹤被家人和英國公眾普遍認為是自殺。

後來因有人突然存入大量現金到澳洲墨爾本的一家銀行而引起澳洲警方注意,才發現有人使用假護照。調查發現該人士的真正身份原來是史通豪斯。6個月後他被引渡回到英國受審,法院以18項詐騙、欺詐和偷竊等罪名判處他入獄7年。1979年,他因在囚期間行為良好獲提早釋放。

1980年,英國保守黨政府從第二名變節的捷克情報官員得知史通豪斯的間諜活動,但礙於未有足夠證據和變節者拒絕出庭指證,史通豪斯不被起訴。他自此加入了「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重返政壇。1988年,他因心臟病發死亡。

史通豪斯案顯示冷戰時英國國會議員已被境外情報組織招募為間諜,也反映因為搜證困難而無法落案起訴。有鑑於此,英國情報組織自然須改變策略,由以逮捕為本的方法,轉以發展被懷疑的國會議員同時為英國情報組織服務,使其成為的「雙面間諜」(double agent)。此舉可推動英國於人工情報工作(human intelligence)領域的世界領導地位,也確立了英國政界與情報部門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英政客不乏間諜

冷戰後,英國國會議員的隱蔽兼職現象持續。2018年底,有報道指MI5已訂立一個「秘密名單」,盯上了國會內30多名上議院議員。因為他們與俄羅斯和中國存在「直接」財政聯繫,MI5便視他們在國會內的影響力為國家安全威脅,懷疑他們已被敵方情報組織培育吸納。

我們於是不能排除這批國會議員已被英方情報組織同時吸納成「雙面間諜」;英國也透過他們去得到俄、中和境外情報組織的敏感訊息。

其實近代確有英國國會議員一直為英方情報組織從事隱蔽兼職工作。

二戰時,前工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詹金斯(Roy Jenkins, 1920-2003)曾在位於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的訊號情報密碼破解中心工作,而前工黨國會議員雲格(Kenneth Younger, 1908-1976)參政前曾為MI5情報官員。

冷戰時,保守黨國會議員葛尼(Anthony Courtney, 1908-1988)加入議會前為皇家海軍情報人員,曾協助對英國對外情報組織「軍情六處」(MI6)在東歐波羅的海地區的隱蔽行動。

另一名保守黨國會議員柯梅利(Julian Amery, 1919-1996),則曾在東歐阿爾巴尼亞協助MI6招募當地有反共政治傾向的人民去削弱阿爾巴尼亞共產政權。之後柯梅利繼續支持MI6在中東的隱蔽行動,以及在尼加拉瓜和阿富汗進行的反蘇聯政策。

另外,自由民主黨領袖及國會議員阿斯頓(Paddy Ashdown, 1941-2018)被指以前曾在MI6工作。1970年代,他被指以外交官身份作掩護,在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出任英國一等秘書。

現任保守黨政府的國防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華萊士(Ben Wallace)具軍事情報背景,以前在北愛爾蘭服役時任軍事情報官員。

去年曾挑戰約翰遜角逐首相一職的前保守黨國會議員斯圖爾特(Rory Stewart)也被指曾為MI6特務。其實斯圖爾特的父親是MI6高級官員,斯圖爾特同時兼職為MI6工作並不出奇。

可見英國的國會議員與英國對內及對外情報機構關係密切已是跨黨派現象。

雙面諜情況普遍

我的主要研判是英國國會議員無論是來自何黨派,都很有可能具情報功能和聯繫,同時隱蔽地為英國情報機構工作、擔任特務和扮演雙面間諜角色。

古今中外,諜不厭詐,多圖一己之利。但多年來英國政界與情報界之間已發展了相互依存關係,僅少數英國政客能獨善其身。英國的安全情報機器亦自然發展了有效機制和軟硬手段去使用他們只為英國國家利益服務。

於現時右翼反華勢力得勢的政治形勢底下,表面上愈見親華親共的英國左派政客,縱使與中國看來關係良好,卻不能排除其實是為英國情報機構効力的雙面間諜。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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