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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6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改革!(一)

改革。

言簡意賅。這兩字帶出來的含義,乃是指在現有制度及權衡各方輕重利益後,找出出路的一種處事方式;亦可以借代着將一個制度在其持續運作為前提下,以「改變」來維持其基礎「不變」,同時把舊有的瘀血「革」走,讓新血來填充及疏通血管。把舊有的壞酒倒掉,再將新酒倒進現有的酒瓶裏。這是改革。

改革,並非革命,甚至是革命的剋星。

革命講究的是將一切制度推翻、破壞、一切推倒重來。卻似乎不知道有些東西,破壞了便一發不可收拾,是沒有所謂的「回頭路」。革命要挾着成千上萬的人之性命,企圖以所謂恰當的手段達致「革命者」的所謂願景。但到底是什麼願景、到底是為何人去「革」這個命、「革」完之後又如何?這些問題,似乎絕大多數暴力革命者根本沒有答案。改革講究的是和而不同,包羅萬有。革命追求的是異者必然毀之,直至你死我活為止。

惟改革並不等同故步自封的犬儒及保守主義。要讓一個體制延續下去,就必須找到體制的問題癥結,對症下藥。一個史無前例的政制,服務的不只是740萬人,而是包括全國14億人。港人不應將自己看得那麼重要,但也同時不能妄自菲薄。在這彈丸之地裏,有很多重組、改革,中央與香港政府都可以去做,也應該考慮去做。

常常聽到不少聲音表示香港需要改善其管治,以更能準確掌握港人民心,落實真正令「一國」整體發展、「兩制」繁榮穩定的施政方針。但管治改善不是一個魔法棒搖一搖便能變出來的,需要的是結構性的政制調整。所以今期我想談一下政制改革,以及本人的一些倡議。

一、重設「心戰室」系統:讓政府能準確掌握民情

特區政府過去幾年也許最「致命傷」之處,便是未能夠將反對聲音和批評確實落實於政策設計及執行過程當中。當然,不是每一把反對聲音都應被接納──這樣的話,施政只會自相矛盾、本末倒置,成何體統?違反重要底線的反對聲音,並沒有接納的餘地。但這並不代表具建設性的批評就應當被拒於門外;而甚至出於政治私利的惡意反對或批評,也必須正視,而不能掩耳盜鈴地以為民意會隨着時間慢慢逆轉。

政府有必要重設「心戰室」──但說的並不局限於重新設立「中策組」,而是一個根深柢固的管治方針轉向。「心戰室」指的,乃是一個串連三司十三局的政治游說、民意收集,與政客及政黨聯絡的統一政治連線。每一個司、局或部門都不應各自為政,更應該有着對外一致而能夠清楚釋除坊間疑問的鮮明論述。

醜婦終須見家翁。我相信每一屆特首及特區班子都是有為自己訂下一定的「關鍵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但若反對或批評聲音在諮詢階段只能被拒於門外,要他們在政策推行時「逆來順受」,根本是一個不可能的要求。反之,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要讓每一個部門的心戰室皆能容納掌握及代表反對聲音的異見,並不能單靠一個集中運作的「中策組」,而需要每一個部門都將專家、社運人士、年輕人(各種五花八門的持份者及意見提倡者)以一個半官方形式招攬進體制裏面,讓他們對政策的達成及落成皆感到能參與在當中,重新尋找到久違的「stakes in society」。

此外,在一個社交媒體當道的時代裏,溝通及表述往往比實際政策內容來得重要。媒介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這句話是Marshall McLuhan於1964所提出的。我則認為,表述方式就是訊息(The expression is the message)。無論是過去幾年的「一地兩檢」(基建、海關)、「明日大嶼」(土地、經濟)、「逃犯條例」(法律、政制)事件好,還是更久以前的政改方案及國民教育,政府一向皆是處於劣勢。這一點並不能怪責「擺明車馬」有既定立場的傳媒,而只能怪責政府官員為何沒有事先做好功課、在細節及表達模式上往往用了與大眾生活極為脫節的表達方式去撰述己見。過度的官腔、過度的「按規矩辦事」,只會誇大和放大了大眾對制度的不滿及疑惑,令人感到政府與市民脫節。

另外,現時所謂的「民意諮詢」有另一層弊端,便是「層層相疊」下,官僚架構對情報及民意的扭曲及隱蔽。就正如港人過往也許欠缺與北京進行持續對話的恒常機制,現時香港公務員系統主張「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精神,有不少中下層的公務員被投閒置散,而同時問責班子與公務員團隊往往磨合有待改善。真正的「心戰室」管治,應該將政治調查及民意分析的成果充分呈現於行政會議中,移除不必要的官僚式「架床疊屋」。同時行政會議成員也必須廣納眾智,連結現有坊間智庫(包括與所謂的「反對派」智庫及政黨合作),進行能夠「落到地」的民意研調,不應選擇性地聆聽某些「政治正確」,肯定事先被「篩選」的民意代表。港府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堅持要「抗爭到底」的政黨與政客,政府也許並未能令他們回心轉意,但相信絕大多數市民並非「死硬派」,需要見到的只是政府願意洗耳恭聽的一線曙光。

二、「大辯論」模式恒常化:落區不再是為了做秀

如何能夠確保官員熟悉政策、面對內外媒時不會出現「關公災難」或「三個字,不予置評」等情況?如何能夠讓官員真正體恤民情,而並非單純地「口水多過茶」地吹水?「一國兩制」的基礎建基於香港能夠建立及經營一個持之以恒的管治人才供應鏈,如果供應鏈因為青黃不接或在象牙塔裏「圍爐取暖」而中斷,對港人治港及「一國兩制」的實行,只會有弊無利,有違制度設立的原意。

老一輩的政壇前輩可能會說,因此官員要「落區」!可是純粹「落區」,根本遠遠不足。落區「掃樓」、拉幾個意見相投的群眾團體造勢,非但有違「兼聽則明」的從政原則,更只會淪為被反對政府聲音群起而攻的口實。事實上,對於籠屋居民來說的百物騰貴、新冠肺炎下中小企百業蕭條、地區設施日久失修、社區在過去一年撕裂下鄰里關係蕩然無存、中小企跨境通行碼遲遲未能推行,這些都是官員應該聽到、也應該反映出「真真係」聽到的燃眉之急。

法國馬克龍面對「黃背心運動」時,全國舉行了上千次「大辯論」,讓社會大眾訴求百花齊放。如今底線確立,正是讓百花齊放的最佳機會,讓絕大多數理性港人在上至政制、下至地區街道民生等議題上,能夠充分反映己見。將「辯論」及「對話」恒常化,要求各層次官員(包括政治助理、副局長、局長、司長、特首,也同時包括民政事務專員、各部門的常秘或副秘)每星期或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裸落區」諮詢,在毫無特定篩選(如去年林鄭月娥舉辦的對話會一樣)的前提下,讓平民百姓能夠直接與「高官」對話。

對話成果由中策組及官員專屬研究團隊(可以參考國內外皆有採用的「政治顧問」制,聘請學者、行內資深老行家擔當此任)分析,再做整合,並以電子網媒及媒體形式公諸於世。有什麼做不了,可講出來。有什麼難言之隱,讓專家及有能者做證,確保公眾不是不明不白。立法會官員答問大會早已被過度政治渲染化,所以執政班子應該直接走入社區、走到所謂的「敵營」媒體裏接受「挑機」。在解說及辯護政策的同時,官員更能夠痛定思痛,不能再躲在「這有違現有規則」等藉口背後。

新加坡的政府與媒體合作無間,透過新媒體及電子媒體等渠道與年輕人直接溝通。我相信香港有不少年輕人對香港仍有熱忱、仍有抱負。以Telegram、WhatsApp等平台聯絡不願意出名的年輕人,讓他們將自己對社區的願景充分表達,這也是政府可以考慮的具體方案。

三、「條塊」模式改組公務員系統:確立恒常地區管治梯隊

國內「條塊」政治以條為專研地、以塊為實驗場。前者確保官員得有一技之長,以專業來輔助執政。後者讓幹部能夠訓練其兼顧各方的管治全面性。「條塊」模式也大可適當融入香港公務員系統裏。現有的公務員體制強調「通才」,自然有其一定優勢,尤其在栽培八面玲瓏、謹小慎微的有力執行者。可是部分位置確實只能讓「專才」所擔任──現時固然有把不少對相關範疇較為熟悉的公務員分配至該局該處的做法,可是更應考慮重啟「高級公務員招聘計劃」,直接吸納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在中高層切入點,加入政府。此乃是「條」型政制。

與此同時,政府也應當將「民政事務專員」此位置從公務員系統裏分割出去。要讓各區市民及群體能夠參與在選擇或任命專員的過程當中,但也同時確保各個部門能與被任命者妥善合作,乃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政府現時將地區管理重任交託給予行政或政務主任手中,一來是為他們增添不必要的額外壓力,二來則是導致區議會與政府之間出現嚴重膠着。筆者在此拋磚引玉:透過一個半挑選、半競選的混合型模式推舉出來的地區專員,必須具備多年該區實際工作經驗,以及有關的行政和專業履歷。因才適用,才能事半功倍。某程度上,此制度下的地區專員所做正是管治全港的「熱身工作」,為香港真正培育出一部分的政治領袖。

筆者並不認為地區管治經驗是從政的先決條件,但絕對非常重要。「塊」系出身的從政者也必須有「條」系所帶來的良性競爭。兩系應當相輔相成,為香港未來供應真正的領袖。「條」指的不只是「科學」研究等範疇的專才,更包括對政治溝通、理論、游說等擁有豐富經驗的「軟實力者」。無論是外國回流還是本地菁英,一個有為而治的特區政府都應該海納百川,讓他們對管治香港不會卻步。

四、重啟普選時間表:落實真正一國下的港人治港

普選有其必然歷史及政治重要性。對於中央來說,這是落實「港人治港」、展現中央對不同政制的放收自如的願景,也是對港人來說的一種信任的表示,在此層面上,象徵意義也許大於實際意義。對於大部分不想「亂港」的港人來說,普選發揮着一種「把關」功能,希望能確保香港的領袖能夠反映民意,抓緊管治,急市民所需。可是筆者也曾經寫了很多次,中央對推動政改其中一個最大的顧慮,乃是國家安全。事實上,過去數年出現的「港獨」思潮、暴力抗爭,這些都是令港人與普選時間表愈行愈遠的誘因,也同時令政改自15年被否決後(無論是當年或今天的筆者,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而令人遺憾的抉擇),遲遲未能重新展開。

大亂後必有大治。8.31政改方案反映出當年中央對香港所清楚列明的底線。脫離這些底線、盲目追求虛無縹緲的「真普選」,只會導致原地踏步。筆者也有對8.31方案下的一些想法,但要推動政改,需要的並不一定是「社會共識」(共識,正如錢一樣,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需要一個持平而公開的對話平台與過程。任何尋求普選的路,都必然是需要一定時間。我只知道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

普選的目的為何?普選除了提高特區政府認受性、改善對特區政府的鞭策,更能有效加深中央對港人民情的掌握、將香港中西夾雜的文化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功能組別有其存在必要性,但在選拔及界定特定界別的層面,又是否完全「無得傾」?筆者不是神人、不是「國師」、不是KOL,但我覺得這些問題,有很多是可以「傾」的。

五、結語

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我也很樂意跟不同陣營及立場的人士交流交談。然而,我從來都不會和稀泥,企圖以模糊不清的立場蒙混過關。改革派並不是左右逢源,但我認為絕對是能夠代表絕大多數港人心底裏的最大公因數。香港740萬人,是一個14億人國家的一分子。背靠中國內地,而骨子裏有種獨特的性格及本土文化。這也是筆者很多國內朋友熱愛香港,但對過去一年社會撕裂感到傷痛的原因。這並不代表我們必須成為與國內任何一個城市一模一樣,正如上海與北京、廣州與深圳都是各有千秋。

反之,香港優秀的法律金融基建,加上有魄力有作為的管治,絕對能讓其再度成為令我們大家感到驕傲的東方之珠。

香港需要的,並不是「革命」。

香港需要的,也不是「故步自封」。

香港需要的,是改革。

這句話我過去一年寫了不下十次。

寫得多,也被身邊的長輩及朋友說這是被我寫到膩了,聽到膩了。

但我相信這是重修重建一個安穩繁榮香港,必然需要的論述,也是一條能真正賦予希望給香港的路線。

筆者在此拋磚引玉,歡迎各方各派各陣營,大家多多指教。

改革!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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