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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4日

鄒崇銘

用家為本 促進創科成果商品化

特區政府的問責班子大換血,其中包括機電工程署署長薛永恒,接替楊偉雄出任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作為一個長期服務於官僚架構的公務員,他在展望未來工作時承認,政府對市場觸覺不足,故需要與業界合作。他又指會致力促進創科成果商品化,包括將政府場地開放予業界作試驗產品之用。

自現屆政府2017年上台以來,創新科技便是施政重點之一。特別是在2018年度的預算案,便預留了500億元支援創科發展,包括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加上其餘公帑投入總計在1000億元以上。早於兩年前,羅范椒芬不獲續任科技園董事局主席,現在連楊偉雄亦要中途離場,意味前朝遺下的創科班子已被完全撤換。但展望未來,作為一個公信力極低的政府,要推動政策和產業革新仍難免舉步維艱。

創投「檸檬市場」

正如薛永恒明白無誤地指出,政府的市場觸覺不足;但問題是,單靠業界引路又是否可行?經濟學上有一個無人不曉的「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稱之為「檸檬的市場」(market of lemons)。「檸檬」乃是美國俚語,專指一些質素低劣的二手車。諾貝爾獎得主George Akerlof在1970年提出,由於消費者和代理的「訊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難以洞悉購入二手車的質素。立心不良的投機分子遂有機可乘,以低價大量促銷「檸檬」,連帶正直的代理亦無立足的市場空間。

我想這絕非只是理論上的可能,而政府官員對問題自然亦心知肚明,只是沒有治本的解決良方。設想政府大力投入的創科投資,又怎會不吸引到一些投機分子的目光,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瓜分巨額公帑,而非着眼於開拓長遠市場潛力?一些真正具備市場觸覺的企業家,試問又怎能接受冗長累贅的官僚程序,為自身業務帶來不必要的行政壓力?尤其是香港已被定位為大灣區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難保投機分子不單只來自本地,而將同時來自鄰近的9個城市?

放眼下游消費者

上述問題早已清晰不過,根本不用着墨太多,關鍵是如何才有可能妥善解決。歸根究柢,答案並不在業界,而是來自用家;它不涉及產業上游的生產者,而是關乎下游的消費者。原因相當簡單:只有下游的用家或消費者(包括企業或個人),願意付出真金白銀,長期購買及使用產品,創科成果才算成功商品化。薛永恒提出政府開放場地試驗產品,正是一個上佳的起步點,因為不同部門正是最重要的潛在用家,香港創科成果的主要消費者。

因此政府創科投資便不能只放眼業界──不少人可能只會自吹自擂產品如何了得,誇誇其談能為產業發展帶來多少好處。政府官員無論如何把好關,根本也難以未卜先知,在創投階段準確預測科研的商品化潛力。相反若將主導權交給用家或消費者,則他們便能夠很清楚告訴你:未來會花錢在哪些產品之上,試用過後又是否願意繼續花錢。

假如上述邏輯成立的話,則產業政策成敗的關鍵,便不單只是扶植多少初創企業,而在於培養多少真正「識貨」的用家。人盡皆知的是,Michael Porter在1990年的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提出的「競爭優勢論」,成為全球創新產業的範式;但鮮為人認真關注的,則是他強調的「鑽石模型」(Diamond Model),力圖論證競爭力乃建基於:一、生產要素條件;二、配套及支援產業;三、繁雜的消費需求:四、具競爭性的經營環境。後兩者往往正是最容易被政策疏忽的環節。

從用家到持股者

用家或消費者是創科產業的重要持份者(stakeholders),自不待言;但如何進一步令他們變成持股者(shareholders),便是找出治本良方的關鍵。設想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的股權能夠開放,河套港深科技園甚至可以分拆上市,管治能開放予更多公眾人士的參與,則創科產業的姞構便會完全不一樣。這在實際操作上可行嗎?可說是完全沒有難度!因為政府作為最大股東的港鐵公司,正是公營部門開放股權最顯而易見的例子。

港鐵和科技園的主要分別在於:一、港鐵的小股東或許都會搭地鐵,但作為消費者的角色並不顯著;二、港鐵是一家獨市經營的鐵路公司,並不存在「具競爭性的經營環境」。設想科技園公司若能引入「內部市場」(internal market)的競爭機制,持股者皆能利用持有的股權,投票支持某些初創企業或產品,甚至是利用股本或股息優先認購產品。

運作模式大可參考大家熟悉不過的眾籌平台。毋庸多言,初創企業則可藉此建立強大的社會網絡,為創新產品打造測試及營銷平台,如此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將可大大拉近。

開放全民做股東

由於創科投資是風險極高的事業,一般投資者根本難以涉足。就正如已創立20年的香港創業板,交易量和投資回報率均甚慘淡。但隨着眾籌平台的大行其道,已足證市場存在巨大的需求潛力,只是沒有合適的投資渠道而已。與其只是讓私人投資者參與,政府的投入正好分擔了市場風險,填補了創科投資先天性的市場缺陷。在公帑和私人的共同注資下,正好互補長短,有力為創投市場提供恰當的平衡。

進一步而言,創科投資不應只面向機構或專業投資者,股權大可進一步開放予所有市民──即創科成果的普羅用家或消費者。正如我在《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2018)一書中已指出,資訊科技催生了共享經濟、又或稱為「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新產業模式。假如能從資訊平台的「數據產權」(data ownership)着眼,改革目前由集團壟斷的局面,令廣泛持股者分享股權和經濟成果,則平台經濟的優點將更能充分發揮。

無論是歷年預算案的「派錢」方式,又或是來源民間的全民基本收入建議,皆只是重蹈福利國家的舊路,難令生產資本的擁有權更平均分布,無法應對尤其是來自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的新時代衝擊。

相反從股權模式的根本環節入手,全面向市民派發科技園或數碼港的股份,並讓市民以配股方式額外注入資金,自下而上參與創科產業的投資,則產出的經濟成果自能共同分享,同時亦為產業發展建立強大的本地市場後盾。

回歸二十多年以來,香港只有政治上的不斷倒退,卻沒有任何顯著的政策和產業革新。市民所能看見的,只是大量公帑不斷流向超級基建工程,遺下一堆低效低能的「大白象」,最新的例子是「明日大嶼」計劃。展望未來,河套科技園實不難成為新的「大白象」,而創科產業將是另一超支的無底洞。如何令公共資源真正服務香港人,產業政策不再淪為特權階級的星期美點,應是時候研究引入另類股權模式,讓創科產業能真正取諸香港,用諸香港。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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