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20年2月27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董時進說廢話階級 查良鏞憂金鵝不育

甲、

特區香港管治班子的質素不如人意,民望再創新低,其施政不論輕重,都予人以力有未逮甚至大錯特錯之感,而其回應港人訴求或解讀時事,則很少人不視之為「廢話連篇」;林鄭市長顯然沒有自知之明,才會噴出評批者之言「全屬廢話」的狂言!

講「廢話」,似乎是我國自古以來便有的「熱門行業」,有此聯想,皆因記起多年前讀過名重士林、給毛主席「炒魷魚」的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一九○○─一九八四年)教授的有關論述……。花了「大半天」時間,果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第四十六期的《獨立評論》,覓得這篇〈中國的廢話階級〉。

《獨立評論》為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於北平(今北京)創刊的周刊(每年五十期),由胡適(主編)、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及翁文灝等學者、政客,「自行集資籌辦。」其發刊詞中這幾句話,九十年後仍鏗鏘有力:「我們把這刊物叫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正因為不依附權貴,《獨立評論》曾「被迫停刊」,復刊後很快「終刊」──「捱」了近五年,一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以當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不算太短壽!

〈廢話階級〉指出:「最愛說廢話的,要數一般要人,他們可算是廢話階級的舌人。」這些「社會名流」天天「談話、演講、通電、宣言」,目的「無非為出風頭、表白自己、敷衍人民、攻訐仇敵,或為其他私圖。」他們什麼都談,但「全非由衷之言。」這類人不但喜歡信口雌黃,還「喜歡召集會議,大規模的製造廢話……。」董氏進一步分析:「將廢話再用文字發表,是廢話階級的得意的工作。近幾年來,形於文字的廢話數量增加竟非常迅速,這確不是教育文化發達的現象……。」有趣的是,董教授認為把廢言變成專刊,令大量金錢送給外國,他寫道:「為發表廢話所費去的紙張,已經成了中國漏巵的大宗。」民國二十年中國輸入的各種紙張,價值竟超過四千五百萬両銀子……,和幾年前的進口價額差不很多了。正因為廢話成文,當時「談論時事的刊物,恐怕要數中國最多,但是價值之低與銷路之窄,恐怕也以中國為第一……。」

董氏有所未知的是,這也許正是言論自由要付出的代價!

乙、

作者董時進,二十五歲便獲康尼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顯然是個神童;稍後回國,出任北平大學等高等學府教授;曾主編《現代農民》月刊,一九四七年創建中國農民黨、自任黨主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董氏上書毛主席,勸他暫緩土改,以免拖垮經濟,當然不獲毛氏接納,農民黨亦被迫解散;翌年董氏來香港至五七年赴美,任加州大學教授,曾擔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

據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專題發表陳事美的〈董時進的土改預言〉,指董向毛條陳不宜進行土改的利害,他認為中國的農業問題主要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又指「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老毛一看大怒,董氏遂「冇運行」!

筆者未讀過董氏學術著作(如《農業經濟學》、《國防與農業》及《中國農業政策》等),但從他論「廢話」對經濟的消極影響,以至他認為「土改」會令經濟大倒退因此不應倉促進行等,可知這位經濟學家的思想停留在「實證(Positive)經濟學」層次,即只關心「是什麼」而不考慮「應該是什麼」。實證經濟學於一八三六年為N. Senior和米爾(J.S. Mill)提出,是十九世紀的顯學:直至一九三二年,羅賓斯(L. Robbins)的《經濟科學的本質和意義》(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閻子桂譯、台灣銀行經研室出版),把較早前J.N.凱恩斯(J.M.凱恩斯之父)首先提出的「規範(Normative),經濟學」加以發揮,令價值判斷在制定經濟政策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董氏顯然未涉此「新學」,依「書」直說,即着重經濟現象的敍述,當然得出現在看起來非常「不合時宜」的結論,其意見不為不按牌理出牌的毛澤東接受,完全可以理解。

丙、

胡適為第三十八期(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的《獨立評論》所寫的短論〈民權的保障〉,縱橫古今談「民權」,如今全文重刊,仍有益有建設性。當中有這幾句話,尤其涉及言論自由及法治部分,「似曾相識」,值得一讀再讀,錄之如下:「直到近幾年中,政治的衝突到了緊張的地步,一面是當國的政黨用權力制裁全國的輿論,不容許異黨異派的存在,一面是不滿意於現政權的各種政治勢力,從善意的批評家到武裝反抗的革命黨派。在這個多方面的政治衝突裏,現政權為維護自身的權力計,自然不恤用種種高壓方法來制裁反對勢力,其間確有許多過當的行為,如秘密軍法審判的濫用,如死刑之濫用,如拘捕之眾多與監獄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種恐怖的心理……。」胡氏於是建議:「一面要監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訓練我們自己運用法律來保障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法定權利……。」

胡博士沒想到的是,經過數十年的演化,「當國的政黨」已學懂「尊重法律」,因此才有「專制式法治」的出現!

丁、

重讀查良鏞(金庸)先生的《生金蛋的怪鵝》(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明報》社評),這段話仍具現實意義。

「有人認為,如果中國政府接管香港,在制度上有限度的作些變化和限制之後,基本上仍能維持港式繁榮。這是理想主義,並不是務實派實事求是的觀點。港式繁榮從港式自由中產生。英國、美國、法國、西德、澳洲、紐西蘭、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等國家,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但因政府對企業有種種干預和限制,他們沒有港式自由,也就沒有港式繁榮。共產主義是全權主義,政府盡可能的控制一切;港式自由是放任主義,政府盡可能的一切不管。那是兩種全然相反的思想和制度。英國、法國等等的制度則介乎兩者之間。

「香港是一隻生金蛋的怪鵝,這隻鵝並不美麗,旁人看牠都覺得不順眼,但如拔去鵝的醜毛,插上一些鳳凰毛、孔雀毛、錦雞毛,這隻怪鵝就不生金蛋了。」

在《捉回金鵝 志在金牛》(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明報》社評),查氏論及收回香港與台灣的問題的幾點看法,於今看來,仍可圈可點。

「中國一定要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基本的政治目標是:『統一台灣』。收回香港是手段,統一台灣才是真正的大目標。」那與稍後許家屯社長蒞港時發表的豪情壯言,如出一轍。

「社評」又說:「中共領導人對於收回香港在經濟上、戰略上的利弊,當然清楚得很,用不着香港人去提醒,以前提醒一下容或有其必要,到了今天再談『殺金鵝取蛋』是沒有多大意義了。北京要拿香港這隻金鵝,目的決不是殺之取蛋,這隻金鵝將來如能繼續生金蛋,當然是最好不過,即使不生金鵝蛋了,或者只生鴿蛋一般的小金蛋,那也犧牲得起。

「要捉回香港這隻金鵝,真正目的,在於要牽到海峽彼岸的一頭大金牛──台灣。所圖者大,其志非小。」

上引《明報》社評,均見《「明報」社評選之一香港的前途》,查良鏞著,明報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五月初版。

‧閒讀偶拾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