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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6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教育的香港故事

上月初(6月2日)教育局舉辦了一個動員香港整個教育界的研討會。特首除了開場白以外,最後一個環節是她與幾位主要的政策人物,與台下直接對話,的確是別開生面。也贏得了台下的讚賞,不少發言都說:「特首願意聆聽我們的聲音,令我們很鼓舞。」聽語氣,看表情,那倒不是「擦鞋」恭維;而事實上,讚揚的說話之後,還是批評政府、抱怨政策的說話;當然也不乏積極的建議。

全球視野 俯視香港

這是一個不錯的開端。在香港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文化,「民意」對於政府來說,非常重要。但是在香港,「民意」其實是一個相當飄忽的概念。反正在香港這個建築在自由市場的多元社會,對任何政策都不會有統一的共識。因此,對於政府來說,重要並不在於獲得「真正」的民意,而在於是否有聽取民意的誠意。這是政府認受性的關鍵環節。廣開渠道,除了媒體的「輿論」、諮詢架構的討論、平日的調查研究、主辦大型的聚會、讓主政者直接與持份者直接見面……都不失為促進了解「民意」、增加政府認受性的一個辦法。

當然,決策不可能只靠「民意」。公共決策,需要靠「民意」與「分析」兩方面的平衡。「民意」可以幫助了解民情、發現問題;但是要解決問題,還要靠理性分析。所謂理性分析,在教育而言,主要是教育的專業前瞻、專業知識與專業策略等部分。

專業前瞻,包括社會發展的時間維度,與國際比較的全球視野。這次大會的主旨報告,請來了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教育與技能主持人Andreas Schleicher。由於OECD從不同角度收集了有關教育的國際數字,而Andreas由於不斷到各國演講、探訪,因此也逐漸對教育發展頗有見地。請他作主旨報告,可說是頗為恰當。

Andreas把香港放到教育的國際地圖上,提出了一些觀察。應該對全港的教育界都很有啟示,對教育決策者尤其有意義。只可惜媒體的報道,只聚焦於一些時事熱門話題,Andreas的重要訊息,幾乎沒有報道。

教育界都知道OECD主持的PISA(國際學生成就比較研究),香港一直名列前茅。很多人認為是文化因素,因為比較之下,新加坡、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南韓、日本、越南表現都不俗。但是Andreas根據他擁有的數據,認為文化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舉一個例子:數據顯示,班的大小(班額),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沒有相關性。也就是說,以為班愈小愈好,小班一定比大班好,是沒有根據的。班額大小,從來是教育研究的一個疑點。以傳統的實驗式研究,在小範圍(即使是許多學校、許多班),把大班與小班的學習成果比較,素來都沒有確定的相關性,因此也還有爭議。現在OECD以國際的大數據作比較,結論就很分明。這對於教育決策,應該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不必再被政客們「班愈小愈好」的胡言亂語弄得精神緊張。

小班大班 無關宏旨

於此相關,OECD國際數據顯示,教師的工作滿意度,與班額大小,幾乎絕對無關。班額從15人到35人,教師滿意度幾乎一樣;班額36人以上,教師滿意度才有非常輕微的下降。

又比如說,歷來都認為生師比(學生與教師的比例)與班額大小有相關性。也就是說,假如生師比較高(教師較少、學生較多),班額一定大。

另一種說法,是師生比代表資源的充裕程度;而班額小,表示資源充裕。OECD的大數據,說明這兩者沒有確定的相關性。香港的生師比,大約是OECD平均值,班額比OECD平均略大;也就是兩者在國際上都是屬於中庸。然而,中國內地,生師必與香港差不多,但是班額之大,超過幾乎所有國家。芬蘭是國際上矚目的教育制度,與中國幾乎相反,生師比低於OECD平均,班額卻是全球最小。

明顯地,這是資源策略的不同。例如中國內地,與香港幾乎一樣的生師比(也就是說資源差不多);班額大,換來的是教師授課課時相當少(小學每周15節、初中14、高中12),因此要求教師有相當多的時間備課、專業進修、指導課外活動等等。

校本辦學 均勻體系

以上3段,表面上講的都是班額大小。香港幸虧在班額的問題上,沒有過分戲劇化的政策轉變。要是決策者不明就裏,懾於政客的壓力而趨於縮小班額;又假如在需要擴大班額的關頭,懾於「民意」而退縮不前,就會忽略了班額背後更大的政策考慮:有關教師工作性質,是否需要轉型?教育的資源策略,是否需要調整?而轉型與策略背後更大的考慮,是社會的變化、教育功能的轉變、與教師職能的演化。

再舉一個例子,Andreas每次見到筆者,都會談起:為什麼香港學校之間的差異,幾乎是全球最低?的確,即使是同屬「筷子文化」的幾個東亞制度,也不一樣,以自然科學學習為例,學生成就都頗高,但是中國內地與新加坡的校際差異甚高,而香港與澳門則校際差異屬全球最低。

筆者曾經在本欄分析,在香港是個因為「校本」辦學模式。大部分學校是公帑支撐,但是由辦學團體管理。與其他體系比較,香港不是把辦學責任分散到低一級的政府部門,而是分散到民間的團體。因此,香港公立學校的進取心與活動力,主要不是來自上級政府的鞭策,而是來自辦學團體的熱忱。也就是說,香港的學校,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這種闡釋,得到了OECD大數據的呼應。Andreas指出,一般人認為學校的自主權(尤其是教師的任免權)愈大,學校之間的不均就會愈大。數據的顯示剛好相反,而香港是一個最顯眼的反例。即由於學校有較大的自主權,學校所受的限制較少,學校之間有一種無形的良性競爭,學校之間的不均就較小。也就是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從國際比較來看,是比較均勻的體系。

實際上,OECD的數據顯示,香港是極少數的體系:學校沒有明顯的資源短缺,而且弱勢學校得到較多資源。這也表現在學生的學習成果,就自然科學學習而言,香港學生低於OECD平均的(所謂弱勢學生,低於PISA的500分)幾乎沒有,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現象。但是,優等學生(高於PISA的580分),則香港也是幾乎沒有。

這方面,「筷子文化」的新加坡、中國內地、台灣、日本,都是(依次)名列前茅。

也就是說,如果用香港慣用的術語「拔尖保底」來形容,香港「保底」的工夫做得非常好,但是「拔尖」方面毫不突出。是否香港就應該在「拔尖」方面急起直追?只有短視淺見的政府才會如此鹵莽,把大數據看成是比高低的國際競賽。需要的是深入研究數據顯示的現象背後,明白本身的特點。

上面只是聊舉數例。這些國際大數據,給了香港非常有價值的訊息。但卻不會馬上指出香港教育的發展方向。但是值得推敲:社會急劇變化,加上數據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才能摸索出香港教育前進之途?否則,只在個別的政策問題上零敲碎打,就難以看到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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