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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9日

程翔

國安法一年來香港的退化(下)

筆者在上兩周探討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周年來香港社會急劇「大陸化」,造成五個歷史性的大改變:

一,香港從原來中國大陸異見人士的政治避難所變成自己向世界各地輸出政治難民的地方。
二,香港從原來人人享有安全感的地方變成沒有安全感。
三,香港從本來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地方變成同大陸一樣政治上絕不自由。
四,香港從原本全世界公認法治最健全的地方變成法治岌岌可危的地方。
五,香港社會從本來強調制度理性變成強調政治正確、政治壓倒一切。

上兩周談了第一、第二個改變,本周繼續討論其他三個改變。

三,香港從本來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地方變成同大陸一樣政治絕不自由。

歷史上,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最自由的地區。從制度上看,回歸前香港的自由是近乎完美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密爾頓‧費爾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要知道自由市場是怎麼運作的,香港就是你要去的地方」(if you want to see how the free market really works, this is the place to come),這是他在1980年拍攝電視系列片 Free to Choose 時,其中一集的開場白。他在1984年倡議成立的「經濟自由指數」(indices of economic freedom),在其後的35年裏,每年都評選香港為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地方。他指出經濟自由不但是社會繁榮的基礎,更是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和人文自由(human freedom)的基礎[1]。由於擁有「近乎完美」的經濟自由,所以香港過去享有的政治自由和人文自由也是全球最高的。但回歸後,香港作為雄居世界最自由體制的歷史開始隕落,到了今年3月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索性取消香港被評選的資格,理由是香港政府已經愈來愈聽命於北京,愈來愈不自由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倒退。

我們在香港最能感受香港逐漸逝去的自由。以前香港是大陸和台灣兩地禁書的集中地,可以買到兩岸政府各自禁止出版發行的書籍(台灣民主化以後禁書不再,但大陸仍然禁書不絕)。《港區國安法》通過後,香港突然變成一個充滿禁書的地方。公共圖書館要下架一批涉嫌觸犯該法的書籍,而且針對的不僅僅是內容,更是作者。例如《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他被控違反了國安法(尚未審理更未宣判),政府就率先把他出版的所有書籍下架,被下架的書很多都是與政治無關(營商經驗、人生勵志等類別),被禁的原因就只因作者是黎智英。

最近,香港警方拘捕了「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名理事,理由是他們製作了《羊村守衛者》兒童繪本,以這系列繪本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串謀發布、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內容引起他人憎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此案說明,文字獄的枷鎖已經降臨香港。

禁書只是整個意識形態失去自由的一個表現,更嚴重的是我們失去「不接受洗腦」的自由。今年聖公會聖文嘉幼稚園就出現「升旗」培訓,小朋友就被迫學習解放軍的升旗步操和儀式,香港享受了不被共產黨洗腦的自由長達70多年,想不到今天要重複國人自小被「洗腦」的厄運。

四,香港從原本全世界公認法治最健全的地方變成法治岌岌可危的地方。

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法治的衝擊絕對不可低估。第一,這個法律具有凌駕性,任何原有建立在普通法基礎上的法律如果被認為與它抵觸時,則以它為準,而法律的解釋權在北京。這就意味着北京自此可以「依法」改變香港任何法律。第二,該法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是不受任何機構或個人監督的,這意味着某一案件一旦被冠以國安法罪名,則原有普通法下任何保護被告法律權利的制度都實際上會「被作廢」。第三,該法有無邊的魔力,它不但擁有域外管轄權(雖然目前中共尚未夠膽以此逮捕及起訴香港以外人士),而且對各行各業都套上一個金箍咒,令到教育、文學、文化、工會、社團都要謹言慎行,步步為營,否則隨時可以觸犯羅網。筆者曾經作出詳細分析【2】,這裏不贅。

如果我們引用「世界公義計劃」(World Justice Project,WJP)對「法治」一詞的理解,則馬上可以看到這個法對香港法治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世界公義計劃」的指數包含八個方面的資料:「有限的政府權力」、「廉潔」、「秩序和安全」、「基本權利」、「開放的政府」、「法律執行力」、「民事司法」以及「刑事司法」,其中每個因素被進一步分解為44個指標,共同提供了對法治遵守情況的全面描述。

最近WJP公布了香港2020年的世界排名,保持第16位不變,當局便沾沾自喜地宣布香港法治地位獲得肯定。但是,政府隱瞞的事實是,根據 WJP 的資料顯示,香港在過去10年間的構成法治指標的各項因素急劇下降,見下表。其中公權力膨脹、政府開放度下降、個人基本權利惡化、市民刑事公義不彰等,都是近年我們常見的事實。

WJP評估2020年的情況時,《國安法》尚未生效,到下半年該法生效後,香港已經出現明顯違反法治的情況。黎智英及其他《蘋果》高級職員被實行「未審先禁」的做法(即使被告提出極為嚴峻的保釋條件也被拒絕),嚴重違反了法治其中一個「保障人權」的要素。另外政府高官涉嫌到按摩院接受服務,以及接受富豪款待的情況,均被輕輕處理,後者更被特首林鄭解釋為「人之常情」,顯見執法方面已經背離了「公義」的原則。這些情況相信會令明年香港的排名急劇下降。

過去香港因為享有法治最健全的盛譽,使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無論中共自詡要如何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始終建立不起來,其中一個重要原有就是國際社會對大陸的法治缺乏信心。但是《國安法》通過後,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與國土安全部在7月16日聯合發布警示,提醒在香港營運或與遭制裁單位有接觸的美企,可能面臨4大類風險,包括《港區國安法》相關風險、資訊隱私風險、重要商業資訊透明與取得風險,及與遭制裁中港人士或單位接觸的風險。這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首次對香港發出這類警告關係,說明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法治已經漸漸失去信心。

五,香港社會從本來強調制度理性變成強調政治正確、政治壓倒一切。

香港雖然從來不是民主社會,沒有民主社會獨特的權力交替及權力監督,但由於有健全的法治(既規範人民又規範政府)及充分的自由(表達不同意見並批評權力機構),使原有的制度充滿社會學家所稱的「制度理性」(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個人生活在一個充滿「制度理性」的社會裏,既能自我發揮,又能自我克制,兩種力量相互交替,社會便能健康發展【3】。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香港社會原有的「制度理性」迅速被「政治正確」的思維取代。最典型的例子莫如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特首因為有雙重問責的問題,故此可以不受香港法律制裁。

特首林鄭月娥今年7月27日在香港電台《星期六問責》的節目中表示,就任特首四年間,對「一國兩制」、憲法、《基本法》、中央與特區關係有更深刻的認識與了解。她指出,在《基本法》下,行政長官要對中央及特區雙重効忠及問責,是唯一有雙重効忠及雙重問責身分的人,行政長官若過度受本地法律及公眾問責限制,便會直接影響其憲制功能。問題的提出,事緣林鄭月娥在2017年競逐特首之位時,曾於參選政綱中承諾會盡快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將第3條及第8條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涵蓋特首,惟她上任後一直未有處理有關問題。現時《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即涉及公職人員索取及接受利益,以及與政府進行事務往來時對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兩項條文的適用範圍均未有涵蓋行政長官。根據「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2012年的建議,政府應修改上述條例,以及成立專責獨立委員會處理有關行政長官索取利益的事宜【4】,但這兩項建議至今均未獲政府接納。

林鄭在電視台訪問中指出,若在位的特首干犯涉及賄賂的行為時,中央政府會處理。她強調:「因為我們釐清和學習到,在特區的政治體制內,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其身份;但若果現任的行政長官犯了這些事,我相信中央人民政府一定會處理。」她補充指,特首由中央政府委任,故亦要向其問責。

筆者絕不相信這是林鄭自己「學習」的心得,肯定是中央的決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特首的確有向中央和特區雙重負責的憲政責任【5】。但是,從中央的角度看,中央和特區地位不能平等。《基本法》規定的「雙重負責」就會實際上削弱中央對香港的控制權,同習近平2014年在《白皮書》【6】裏提出的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觀點不符。如果任由香港的立法機關制定法律來規範或制衡特首,就是冒犯了中央對特首的至高無上的操控權,政治上絕對不正確。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說明制度理性(通過立法杜絕特首受賄的理性做法)已經讓位給政治正確(中央權威不容冒犯)的需要。

以上五大變化,都是《港區國安法》通過後香港出現的「歷史性大倒退」。

【1】見Milton Friedman,"Economic Freedom, Human Freedom, Political Freedom", delivered November 1, 1991 at the Smith Center,https://www.calculemus.org/lect/07pol-gosp/frlect.html
【2】見2020年7月7日本欄《香港政治制度新模式》
【3】見William H. Redmond, On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38, No.1 (Mar., 2004)
【4】2012年前特首曾蔭權因為涉嫌接受富豪款待而被指控貪污。他當時即主動成立一個「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以便杜絕類似事件。該委員會主席、退休的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清楚點明了社會對富豪款待、貪污腐化陰霾籠罩的香港的具體要求.社會期望這次檢討不但能夠堵塞特首不受部分防賄條例規管的漏洞,也期望建立機制,確保廉署調查特首時不受干預。香港的廉潔奉公形象最近受到非常嚴峻挑戰,必須盡快建立具公信力的新制度,挽回香港人信心。
【5】《基本法》第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6】見《「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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