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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

程翔

《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

筆者上周(1月14日)在本欄發表《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的文章,覺得必須再行文以揭其弊端,因為這樣的撰史方式,將嚴重扭曲後人對香港歷史的認知。當我們這一輩曾經身歷其境見證近70年歷史的人他日謝世後,這套偏頗的官方論述就會成為後人認識香港的唯一論述了,所以必須再修文以批駁之。

中國唐代著名歷史學家劉知幾撰有《史通》一書,論述撰史者必須具有「才、學、識」三者方有資格撰史。他也不主張官修歷史,認為有「五不可」的流弊。以劉知幾的標準來衡量《香港地方志》,則完全不符合「良史」的標準【1】。

首先,《香港地方志》(以下簡稱「地方志」)充滿官修歷史的特色,而這些特色正是《史通》所不恥的。

劉知幾在系統地考察了史官制度,自己又在史館修史多年,因此,他對史官的批評切中弊端。他在《史通》「史官建置」、「忤時」二篇論述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以及官修史的弊病,認為官修史有「五不可」,歸納有三:長官意志、曲筆、責任不專,結果是嚴重影響史實的真確性,而且變史館為官僚主義的衙門,權貴結黨營私的場所。

《香港地方志》在凡例中說:「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修志有別於海峽兩岸官修志書的傳統架構,採用『團結牽頭、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專家撰寫』的方式,即由非牟利團體團結香港基金牽頭,在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與社會廣泛參與下,由專家參與撰寫而成」。這段話給人印象這本地方志不是官修而是民修的。筆者覺得這段說辭真的「很廢」,以為這樣說就能夠抹除這本地方志的「官修」的本質。何以見得?

首先,《地方志》的整個組織架構都是由親中共的人員組成。

一, 整個組織(「地方志中心」)的董事們,很多都具有人大或政協名銜,即使少數沒有此名銜,但都是社會上知名的親共分子;
二, 名譽贊助人是特首林鄭月娥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顧問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三, 理事會成員的政治成份,也同中心的董事們一樣;擁有人大政協身份或屬於知名親共人士;
四, 編審委員會有一些學者型人物,他們中大多數都被中共羅致入「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為該會的成員,換言之已經接受中共收編的學者,而該委員會的首席召集人和召集人都是明顯親共學者;
五, 編審團隊中的人員構成同編審委員會一樣,特別是其中一個「專家審訂」是徐澤,他是2013至2015年港澳辦副主任,是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這樣一個機構,你相信它不是官方機構嗎?所以《地方志》謊稱自己不是官修志書,實在是自欺欺人。

其次,在《地方志》推出之日,中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全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組長謝伏瞻發表視頻講話透露:「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作為國家地方志工作指導機構,一直關注和支持香港地方志工作。2018年11月27日,我在香港和林鄭月娥女士見面時,就香港地方志工作深入交流過意見。去年3月,林鄭月娥女士又專門給我發函,邀請內地方志專家赴港交流」。可以看出,整個地方志的編寫都受到中共的關注和支持。他最後表示,希望能夠利用志書這一載體,讓人「知香港、愛中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香港經濟社會的新發展和新突破」。這番話聯繫到謝伏瞻在2019年12月30日在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研討會的另一番講話,強調,「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地方志工作,一是要高舉旗幟,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2020年地方志工作要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要求,堅持以『中國之志』資政輔治、記錄傳承『中國之治』」,則可見中共修訂地方志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這樣一番表白,您還相信這部香港的地方志沒有政治任務嗎?

《史通》最為傳世的論述是修史者必備的三個條件:「才、學、識」。據《舊唐書》載【2】:「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我不敢妄言「地方志」的編委和作者們缺乏劉知幾所着重的「才」與「學」,但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欠缺了劉氏所要求的「識」。他的「識」,是指「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他在《直書》、《曲筆》等篇中強調:「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以風聲」,要使賊臣亂主「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反對「舞詞弄劄,飾非文過」,即使合於名教的為君親諱,也被斥為「直道不足」。劉氏這個「史識」觀點後來被清朝的史家章學誠提煉為著名的「史德」原則。事實上,重視歷史的警惡懲奸的作用,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孟子早就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3】」,就是強調這個作用。

作為一大批接受中共統戰及收編的學者聚在一起,能夠要求他們有幾分「史識」及「史德」呢?筆者在上周本欄已經指出《地方志》失實偏頗的地方(一,關於香港成功的原因、二,關於回歸以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評價、三,對「六四」事件的敍述、四,對香港1949年以後發生過的暴動的陳述非常偏頗、五,「為當權者諱」的拙劣做法),這只不過是其中犖犖大者。無「史識」及「史德」而來修史,不但起不了警惡懲奸的作用,適足以為當權者張目而已。

【1】《史通》是總結史學典籍撰述、史學理論、史學方法上最具指標性之專書。錢穆教授曾謂此書「是中國一部史學通論,也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1985 年五版,頁 153),故筆者以此為標準來審視《香港地方志》。

【2】見後晉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02‧列傳第52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11月﹚,頁818。

【3】見《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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