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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4日

程翔

《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

最近,由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牽頭、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專家撰寫的方式完成的《香港地方志》(以下簡稱「地方志」)正式推出。該書在序言部分強調這部歷史書的目的在於「全面、系統、客觀」地記述香港各方面的歷史和現狀,而在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多次強調他們只是「述而不論」,所以這不是「洗腦」云云。但是,從目前已經發表的兩部分(《總述》和《大事記》)來看,則這部耗資達7億元的香港歷史書絕對做不到「全面、系統、客觀」的原則,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一,關於香港成功的原因

《總述》在總結香港成功的原因是:「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的深水港、英國人的自由港政策、香港人的靈活頭腦和拼搏精神、中國政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國策、國家改革開放等有利因素彙集在一起」。這個官方論述列舉了五大要素,同歷史事實並不吻合:

1. 香港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已經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那時香港一個城市的GDP就相當於中國全國GDP的五分之一。所以不是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幫助了香港,恰恰相反,是香港資助了中共的改革開放,直到今天,在中國引入的外資中還有高達70%是通過香港流入大陸的,可惜這一點中共始終不願意承認。所以「地方志」這個表述完全失實。

2. 「地方志」所謂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國策只是體現中共對香港實施「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自利行為而已。因為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它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香港成為它的最大的出口賺滙基地,所以它對香港供水供糧不是恩賜,而是互利。

3. 英國的角色被貶為僅僅的「自由港政策」。這是中共的「香港史觀」最敗北的地方,就是不願意承認英國在香港建立的制度有其優越性(在香港成長的人都能夠朗朗上口列舉這個制度的優越性,否則不會有那麼多的內地人要千方百計來香港)。

二,關於回歸以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評價

《香港地方志》在敍述回歸以來香港發生的抗爭運動後作出結論:『「一國兩制」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作為憲制基礎並構成憲制秩序,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則。香港社會各界能否在這原則上達成共識,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和香港走出近年政治困局的關鍵』。

1. 這個結論完全單方面反映北京官方的看法,把香港近年出現的抗爭看成是香港方面違背了其「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則」,所以責任在香港,而無視中共自從回歸以來即屢屢違背了其在《基本法》內對香港的承諾,並處心積慮要改變香港的原有制度才迫使香港人奮起抗爭的事實。

2.  『「一國兩制」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作為憲制基礎並構成憲制秩序』這個論述,是2014年中共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後才出現的提法,與《基本法》立法的原意不符,是屬於「僭建」的。在這個問題上筆者發表過詳細分析,這裏不贅(見程翔: 「一國兩制」的司法基礎危矣,載《信報》本欄 2015-4-30)。

三,對「六四」事件的敍述

「六四」事件對中共和香港關係、對香港回歸的進程等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在地方志的《總述》部分卻隻字不提,而《大事記》部分則只記錄事發前後幾日的事,分別是4月17日、5月21日、6月4日和6月5日。其他所有因「六四」而引發的問題,例如「玫瑰園」、「居英權」、「臨時立法會」等一系列由「六四」引發的問題,影響重大,在《大事記》中雖然都有相關條目,卻都不敢點出其與「六四」的關係。不知底蘊的讀者就無法看出「六四」事件對香港影響之深,更無從了解它們如何影響回歸後的中港關係。事實上,今天中共與香港關係之差,「六四事件」絕對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中共卻不敢直面這個事實。

四,對香港1949年以後發生過的暴動的陳述非常偏頗

1. 共產黨在1952年在香港發動的第一場暴動「被消失了」。

《總述》第四部分「英國的殖民統治」陳述英治時期的幾次暴動,它說:「二戰以後,第一宗重大社會衝突是1956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亦稱為『雙十暴動』」。那麼我們要問,發生在1952年3月1日的「粵穗慰問團事件」(即「3.1事件」)呢?它不是更早發生嗎?為什麼會「被消失」呢?原因很簡單,「雙十」是國民黨發動,「三一」是共產黨發動,雖然兩者都對香港造成很大的傷害,但《香港地方志》對中共發動的暴動略而不述(按:《大事記》1952年3月1日條對此事作了125字的敍述)。

2. 對1956年的「雙十暴動」和1967年的「左派暴動」的不同評價

對1956年國民黨暴動的論述:「九龍及荃灣暴動的導火線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親國民黨工會和與其有關的黑社會組織的挑動及參與顯而易見。。。戰後逃難至香港的平民百姓大都謀生困難,對現實社會極為不滿,他們與在政治和經濟上遭受挫敗的親國民黨人士構成了這次動亂的社會基礎」。

對1967年共產黨暴動的論述:「當年不少左派群眾抱着反抗殖民壓迫的心態投入鬥爭,對抗全副武裝的軍警。然而,期間有些做法引起許多市民對左派的不滿,致使香港左派在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裏都被貼上負面標籤。港府則藉機加強宣傳,爭取市民的認同。

兩相比較,如果1956年國民黨發動的暴動「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難道1967年共產黨發動的暴動就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嗎?對國民黨譴責有加,對共產黨則同情有餘,對這兩場暴動的不同表述就充分反映了地方志的偏頗。

五,「為當權者諱」的拙劣做法

《總述》之十提到中國文化人至少四次較大規模的南下香港,推動香港文化的發展。對於前三次,《香港地方志》都有提及其背景,例如對第三次,它的提法是:「1946年開始,大批左翼作家為了逃避內戰和國民黨當局迫害,從上海、北平、廣州、南京等地南來」。這個論述突出了所謂的「逃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至於第四次呢?隻字不提他們都是逃避共產黨的迫害而南下避秦,從這裏可以看出這部地方志「為當權者諱」的很要不得的立場。在南來文化人中,它列舉其中鼎鼎大名的饒宗頤,正是這位國學大師,他在1949年因逃避共產黨而來到香港,他坦承「沒有香港就沒有現在的饒宗頤」(見人民網:《根基 機緣 榮譽——饒宗頤的百歲人生》,2018年2月7日)。在很多香港知名的文化人中,很多都有像饒公般的經歷。對於繁榮香港文化居功厥偉的南來文化人,皆因逃避共產主義災難啊!可惜這些事實都不能見諸於官修歷史。

同樣道理,地方志在敍述香港五十年代從轉口貿易轉型為工業的過程中,強調了從中國大陸流入香港的資金、技術、人才如何幫助了香港的現代化。如果不明白當時的背景,真的會誤信中共對香港如何好,但明白背景的人就會知道這些資金技術和人才都是為了逃避共產黨的清算和沒收才被迫南遷的。這些敍事方式都體現了地方志「為當權者諱」的羞恥。

以上所舉僅其犖犖大者,就足以證明其失實的內容及偏頗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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