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有一個陌生人想要你家孩子的照片。如果是在1750年，他可能會委託一位藝術家去敲你家的門，要求為你的孩子畫幅肖像。你可以拒絕。
如果是1850年，他可能會僱一個銀版攝影師，讓孩子坐定了，讓光和水銀蒸氣把他們的影像刻在一塊鋥亮的薄銀銅板上。同樣，你也可以拒絕。
如果是在1950年，這個人可能會買一台寶麗來相機，敲開你家的門要求給孩子拍一張照片，你仍然可以拒絕。
那當今的父母或孩子的隱私權憑什麼要比前人更少呢？難道間諜、駭客甚至員警都可以不經你允許獲取你孩子的照片嗎？當然不能。
但如果美國、英國和歐盟也跟中國和俄羅斯一樣破壞加密，那麼上面提到的情況可就不好說了。最近蘋果公司對英國政府訪問公司伺服器中加密私人資料的要求予以拒絕，並因此登上了全球新聞頭條。換句話說政府想做的不是索取資訊，而是獲取拿走資訊的權力，而且還不給公民拒絕的機會。
一旦得逞，政府就將擁有前所未有的監控權力。雖然政府經常用打擊虐待兒童行為的必要性作為理由，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孩子們會因為政府機構可以無限制地獲取兒童的照片、對話和位置資料而變得更安全。事實上，正如《華盛頓郵報》記者潔孔特雷拉(Jessica Contrera)、阿貝爾森(Jenn Abelson)和哈登(John D. Harden)在調查美國警方人員對兒童的性虐待時所顯示的那樣，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為了讓公眾相信破壞加密是必要的，政府往往會依賴某些科技術語和夾帶情緒的傳聞，去把加密技術描繪成某種只有壞人才會使用的東西。比如一些美國立法者正試圖利用家長的恐懼心理來推動某些削弱兒童隱私保護的政策。
每天依賴WhatsApp等加密應用程式的數百萬家長當然不是罪犯。他們只是想保護自己和家人的隱私。然而，受到驚嚇的人們還是容易接納這樣的資訊，即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允許政府更多地介入他們的個人生活。
平心而論，目前一些正嘗試削弱加密的政府確實正在努力解決實際問題，如兒童色情製品的傳播、恐怖分子招募和網路詐騙。但關鍵是要了解加密技術在推動這些活動中究竟扮演和沒有扮演哪些角色。
巴賽隆拿大學的研究人員對技術與社會危害之間的關係提出了寶貴的見解。正如西比利亞(Paula Sibilia)觀察到的那樣，加密等技術本身並無好壞之分，但也遠非中立。它們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並受到當時那些價值觀、利益和規範的影響。這些力量反過來又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及其在社會中的角色。因此，如果想了解加密技術，我們必須首先了解這個創造了加密技術的世界。
同時，科技不僅僅是一個其價值完全取決於如何使用的中性工具。正如莫亞諾(Mariana Moyano)所說，鞋子可以用來敲釘子或打人，但這並非設計它的初衷。每項技術背後都隱藏着一系列意圖，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因此，我們必須要質疑某項技術的開發目的是什麼，而它的設計又體現了誰的利益。
最後，正如哈拉維(Donna Haraway)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與技術的關係，培養一些與那些塑造我們生活的機器和系統建立聯繫的新方式。
就其核心而言，加密是一種工具，讓我們能夠對那些未經同意就獲取我們資料的人說「不」。它也是互聯網的基礎，在那裡隱私得到尊重且具有不受限制的學習自由。每個人都應該感到自己有能力去使用保護自身隱私的工具。他們可以選擇不使用這些工具，但他們必須有權利去做出這樣的選擇。
英國的反加密努力是對這一基本自由的嚴重威脅。由於英國政府大力破壞加密技術，英國居民擁有的隱私保護工具已經少於許多其他國家的民眾。如果蘋果或其他大型科技企業屈服於政府的壓力，那麼就會創建一個危險的全球先例，其影響後果可能不僅限於英國的6800萬人。
當華盛頓和倫敦的政策制定者在對待隱私問題的態度上開始與北京和莫斯科靠攏時，那就該是認真自省的時候了。但現在改弦更張還為時不晚。我們這些關心網路隱私的人必須大聲疾呼，聯繫各自的民意代表並要求他們保護加密不受破壞，從而維護曾被上一代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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