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卡塞爾曼(Ben Casselman)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份引人注目的恐怖事件錄(catalogue of horrors)中，詳細描述了導致主流經濟學在政治上失寵的幾個「核心教條」：自由貿易、開放邊境、碳稅、財政緊縮。他在報道美國經濟學會最近在三藩市召開的年會時指出了經濟學家們尚未解決的問題：去工業化、2008年的經濟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長期增長放緩，還着重提到他們最為重大的預測失誤：2007至2009年金融危機、2021至2022年的物價衝擊，以及由此引發的通脹的短期性特性，它迄今仍處於消退狀態且並未引發經濟衰退。
卡塞爾曼以令人欽佩的克制報道了福爾曼(Jason Furman)認為經濟學家需要「更努力去理解那些人們關注的問題」的觀點，以及哈伯德(Glenn Hubbard)所謂該領域有太多人對這些關切「不屑一顧且麻木不仁」的觀察。這些說法可不是開玩笑的。
記者在這個「頂級」經濟學家會議上遭遇如此多的失誤案例，且幾乎沒有人持反對意見並不奇怪。當然，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在關稅與發展、金融欺詐與危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工業化的根源、產業與環境政策，以及貨幣、赤字和債務等問題上持相反觀點，但當這些專家出席那些被主流派牢牢把持的會議時，他們依然會被排擠到主會場附近酒店的小房間裏。再大的錯誤也無法讓那些「頂級」經濟學家們難堪到放棄自身核心席位。
守舊勢力的把控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各類制度規範中。要想成為「頂級」經濟學家就必須在「頂級」經濟學系獲得終身教職，這反過來又要求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而這些期刊則是正統經濟學派嚴密控制的針尖之地。獲得專業聲望的另一個僅存途徑是在白宮、美國聯儲局、美國財政部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高級職務。而異端學者們則分散於各處，其所在學系經費不足，排名靠後。持有合乎邏輯的不同意見，尤其是被事實證明為正確的那些，使他們無法出席卡塞爾曼報道的那種會議。
然而，這些都無法解釋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紀錄為何如此差勁，以及它們為何會產生一些糟糕且往往在政治上不可行的政策。在談到通脹問題時，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羅默(Christina Romer)說：「我們都坐在這裏試圖診斷是哪裏出了問題。」她的這句話可以適用於卡塞爾曼事件錄中的每一個事項。
作為一位才華橫溢的保守派辯論家，卡斯(Oren Cass)是聚集在三藩市的大部分溫和派和自由派主流經濟學家的陪襯。卡斯正確地指出比較優勢理論是這門學科的主要謬誤之一，儘管它遠非「最根本的錯誤」，而且正如他所說，它在「課堂上」不太奏效。
作為一種並未實際應用過的紙上談兵理論，比較優勢是由十九世紀初英國股票經紀人李嘉圖(David Ricardo)發明的，目的是推進他已然支援的自由貿易政策並為之辯護。李嘉圖的理論符合國家利益，自由貿易有利於當時的經濟霸主英國和崛起中的工商業階層。在當時的美國，自由貿易是只屬於種植者和農民的政策。直到美國在二十世紀中葉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工業經濟體之後，自由貿易才得以牢固確立。在此之前貿易保護才是「美國體制」，德國也是如此，更通行於亞洲各地。
更深層次的解釋可能會讓卡斯也感到不安。經濟學家的理論來源於關於交換的寓言和市場作為關鍵經濟體制的假設。這使他們能夠將生產視為一種事後添加的事物，在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偽市場中進行組織，並堅定秉承一種均衡的幻想。支撐經濟學家各項模型的安慰性想法是市場在某種理想設定下會化解各類難題，除了壟斷等所有問題之外。
在人類知識的其他各個領域，均衡理論在進化論和熱力學於十九世紀中葉主導科學思想之後就逐漸被廢棄了。作為該理論的唯一堅守者，主流經濟學家們更偏愛眾多自圓其說的數學模型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真理，而不是與現實世界打交道。
熱力學觀點認識到生產而非交換才是最重要的。沒有生產就沒有東西可供交換。獲取和調動生產所需的資源需要固定的投資，而這些投資是由組織在盈利預期下進行的。所有這些投資都是不确定的。而且所有活動都必须受到監管調節，就像你的血壓或汽車發動機温度一樣。
沒有政府就不會有成熟運作的市場(事實上是不存在市場)，而如果沒有邊界來確定政府的司法管轄範圍，那它也不會存在。正因為如此，全球化註定會以混亂告終。
調整自身思維去適應這一早已確立的範式並不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其他各個分支都早已掌握了這一點。許多政策事務——貿易、不平等、能源、利率和貼現率、赤字和債務、壟斷權力，都可以被納入這一視野。但只要那些陳舊的思想學派還壟斷着大學、期刊、晉升、研究基金等資源，以及經濟學年會的主要席位，進步就無法實現。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5.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