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美國總統拜登的政府認識到，俄羅斯和中國各自帶來不同的挑戰。俄羅斯「[以]其殘酷的侵略戰爭……對自由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直接威脅」，而中國是美國唯一的競爭對手，「既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愈來愈具有推動這一目標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因此，五角大樓將中國稱為對它的「步步進逼的挑戰」（pacing challenge）。
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利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鞏固了他的權力，推動他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目標，我們值得回顧一下美國對華戰略的演變。一些批評者認為，今天的情況證明前總統克林頓和小布殊推行的接觸戰略過於天真，包括准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說二十年對華態度過於樂觀有之，天真則未必。
冷戰結束後，美國、日本和中國是東亞的3個主要大國，基本的現實主義顯示，美國應該恢復與日本的聯盟，而不是將其視為二戰後時代的過時遺物。早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克林頓政府就重申了美日同盟，這一關係仍然是拜登戰略的基石。
克林頓和小布殊意識到，冷戰式地遏制中國是不可能的，因為其他國家被巨大的中國市場所吸引，不會加入其中。因此，美國轉而尋求創造一個環境，讓中國的崛起力量也能重塑其行為。延續克林頓的政策，小布殊政府試圖通過扮演時任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所說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來哄騙中國為全球公共產品和機構作出貢獻。該政策是「參與，但對沖」。用接觸來加強實力平衡的政策，顯然不能保證中國的友誼，但它確實保持了除完全敵對之外的可能情況。
接觸是一種失敗嗎？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認為是的，她認為中共「......過去70年的根本利益和其對美國既利用又敵對的基本心態並沒有改變。相比之下，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兩個政黨和美國政府，總是對中共政權抱有不切實際的良好願望，熱切地希望[它]能變得更加自由，甚至民主，成為世界上『負責任的』大國」。
蔡霞有資格評判一項始於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的政策。但是，一些將接觸描述為天真的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對沖」或保險政策為首，而且美日聯盟今天仍然很強大。
當然，也有一些天真的因素，如克林頓曾著名地預測，中國控制互聯網的努力會失敗。他認為這項任務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但我們現在知道，中國的「防火長城」運行得很好。現在回想起來也很清楚，小布殊和奧巴馬政府應該採取更多措施，懲罰中國不遵守世貿組織的精神和規則。
無論如何，習近平時代使之前的期望落空，即快速的經濟增長會產生更大的自由化乃至民主化。有一段時間，中國允許更大的旅遊自由、更多的外國關係、出版物中更廣泛的觀點，以及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包括一些致力於人權的組織。但所有這些現在都被限制了。
接觸的基本假設是錯誤的嗎？在上任之前，負責拜登政府新戰略的兩位主要官員寫道：「接觸的基本錯誤是假定它能給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和外交政策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他們的結論是，一個更現實的目標是尋求「在有利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條件下，建立一個清晰的共存穩定狀態」。
總的來說，拜登團隊關於無法迫使中國出現根本性變化的看法是正確的。在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國仍在朝着更加開放、溫和和多元的方向發展。《經濟學人》指出：「當習近平先生在2012年接任時，中國正在快速變化。」中產階級正在增長，民營企業正在蓬勃發展，公民正在社交媒體上建立聯繫。一個不同的領導人可能會將這些視為機會。習近平先生只看到了威脅。」
即使習近平是列寧主義政黨制度的可預見產物，仍然存在一個關於時機的問題。現代化理論——以及韓國和台灣的現實經驗——顯示，當人均收入接近1萬美元時，便會出現中產階級，與之前的貧困農民社會相比，專制制度變得更難維持。但這個過程需要多長時間？馬克思認為這需要時間，而列寧沒有耐心，他認為歷史發展可以通過先鋒隊對社會的控制來加速。儘管習近平談及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在今天的中國，顯然是列寧壓倒了馬克思。
接觸戰略的錯誤在於，期望在二十年內出現有意義的變化，而不是半個世紀或更長時間嗎？值得一提的是，就中共幾代領導而言，習近平只是第五代。正如中國問題專家謝爾（Orville Schell）所言，「假設中國公民只滿足於獲得財富和權力，而不會去想其他社會通常認為是做人根本的那些生活方面，那是自以為是的。」
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總是處於時間壓力之下，必須為此時此刻制定戰略目標。拜登已經恰當地做到這一點。未來幾年的問題是，他能否在實施其政策時，不排除未來出現更多良性情景的可能性，即使認識到這些情況是遙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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