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了起來，而有些國家卻未能實現？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魯賓遜（James A.Robinson）給了一個簡單的答案：制度。那些擁有「包容性」制度的國家，這些制度是開放社會、負責任的政府、經濟自由和法治的基礎，比那些擁有「攫取性」制度的國家表現更好，因為後者只會獎勵當權者。
世界銀行的制度品質排名似乎支持這一評估。基於六個治理指標，包括腐敗控制、話語權和問責、政府效率、政治穩定性和不存在暴力、規管品質和法治，這些排名與人均國民收入高度相關，從最高的丹麥和芬蘭，到最低的赤道幾內亞和南蘇丹。
但是相關性並不意味着因果關係。證明包容性制度能帶來繁榮（而不是相反）並非易事。畢竟許多國家都是在經濟更加發達後（而非之前）才進行的稅收和監管制度改革。韓國在世界銀行制度品質中的排名，在經濟騰飛後的民主化時期才有所攀升，這表明高品質的制度更像是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
通常情況下，制度發展和經濟發展這兩種發展是同時發生的，因此很難區分因果。這就是這個因果關係問題長期以來似乎是個難解之題的原因。而阿傑姆奧盧、約翰遜和魯賓遜則通過研究過去五個世紀間歐洲殖民地的發展軌跡來應對這個問題。
當歐洲人到達盛產黃金和糖等高價值商品的地區時，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攫取財富，為此他們使用奴隸並由專制精英統治。一個不依賴稅收收入、能夠通過武力（比如借助對金銀礦、糖料作物種植園或油井的物理性控制）來維持權力的政府幾乎沒有動力去發展能夠帶來包容性繁榮的政治和經濟體系。
而在北美等自然資源匱乏的地區，攫取行為對歐洲殖民者沒多大吸引力。荷蘭人在1667年的《布雷達條約》中將其對新荷蘭（包括紐約和鄰近地區）的主權讓給了英國人以換取南美的蘇利南。一個世紀後的法國人則願意為了保留瓜德羅普這個小島上的糖料作物種植園而放棄加拿大。
然而，那些曾經不太吸引人的殖民地卻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為了解釋這種「發展趨勢的逆轉」，並更根本地解釋制度與繁榮之間的因果關係，諾貝爾獎得主們研究了一個制度的外生性決定因素：會隨當地氣候條件而出現較大變化的殖民時期定居者死亡率。
這似乎是一個奇怪的研究方法。但其理念在於在那些定居者並未被當地疾病消滅的地方，他們有動力建立有效的體制來支持這些新社會的福祉。因此當工業革命到來時，那些歐洲人定居的經濟體要比歐洲人專注於開採自然財富的經濟體更有能力去利用革命帶來的機遇。最終這一理論得到了證實：殖民者的死亡率愈高，其後的制度就愈糟糕，當前的人均GDP就愈低。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一發現是宿命論式，將其解讀為國家是氣候和歷史的囚徒。但阿傑姆奧盧、約翰遜和魯賓遜並不認為定居者的死亡率，能反映出全部或大部分的制度差異，只是說其中一部分是如此，並推論出制度性差異的其他來源，特別是非宿命論領導人的政策決定，也會產生類似的影響。
有些人可能還會誤讀阿傑姆奧盧、約翰遜和魯賓遜的觀點，認為西方制度優於其他制度，儘管歐洲定居者建立的制度很難被視為「包容性」制度，但大家都知道歐洲定居者在殖民地對待當地人的方式並不比攫取者好多少。他們在殖民時期那些駭人聽聞的行徑，奴隸制、土地掠奪和由外國精英統治，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了幾千年。最終是歐洲人帶頭廢止了奴隸制（英國於1834年廢止，相比之下茅利塔尼亞則是在1981年），這可以說是因為他們制度中包含平等這類基本原則的雛形，而反奴隸制運動正是從這些原則中發展而來。
除了道德上的重要性，民主、法治、低腐敗、經濟自由和不存在分層「種姓制度」的狀況，往往能比其替代方案產生更好的經濟成果。因此，這些價值可以被視為普遍性的，即使從歷史上看它們通常在歐洲和歐洲人定居的土地上發展得更快。牛頓（Isaac Newton）在英格蘭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但它可不僅僅適用於英國或前英國殖民地。
一個國家既不會因為當地氣候容易滋生疾病，也不會因為殖民歷史充滿剝削而無法進行社會、政治和經濟改革。這也許就是今年諾貝爾獎獲獎研究所傳遞的最重要資訊：各地領導人都有能力建立能夠支撐長期繁榮的包容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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