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正在遭到破壞。在世界各地，畜牧業農戶正在離開土地，決策者正在聚焦工業肉類生產所帶來的有害環境和社會影響，而消費者則正在從肉類轉向更健康、更可持續的替代品。隨着農業走近十字路口，政府、行業和民間組織的決策者需要開始做好準備，並汲取其他行業重大轉型的教訓。
做好準備需要認真盤點農民、工人和消費者的需要。隨着農民年齡變得愈來愈大，並離開土地從事其他行業或退休，農業——而且不僅限於相對富裕的工業化國家——正竭盡全力吸引新加入者。歐洲每4名農場管理人中，僅有一人在40歲以下，其他3人都在65歲以上；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亞洲、拉美和加勒比海，生活在農村地區的老年人數量在不斷上升，而年輕人數目則呈下降之勢。
與此同時，農場規模正變得愈來愈大，從而不斷擠壓小型農場的經營活動。由於農業經濟頗具挑戰性，加上少數大型農業企業力量強大，農場正在以規模經濟和效率的名義進行整合。因此，從2005至2020年間，歐盟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農場，和40%的牧場。因此，決策者需要思考是否及以何種方式保護家庭農場，以及如何規避違反動物福利、工作條件惡劣，以及疾病等工業畜牧業所固有的風險因素。
決策者也開始意識到，有大量無可辯駁的證據顯示，工業化肉類生產會損害環境。雖然農業佔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近三分之一，但僅畜牧（尤其是養牛）業一項便貢獻近15%的排放量。此外，畜牧業還是造成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因素。森林被夷為平地，不僅是為騰出土地用於放牧，而且，也為種植飼養這些動物所需的額外作物。僅牛肉生產便佔約60%的農業用地，儘管它在全球卡路里總消耗量中佔比還不到2%。
在西班牙，工業化農場污染已隨處可見，以至豬糞已經污染了該國近四分之一的地表和地下水。難怪監管機構正在緊急尋求解決畜牧污染問題的途徑，並在生產更多產品的同時，縮減用地量。由於傳染病通過工業化畜牧業生產，從動物傳染給人類（即人畜共患病）的風險愈來愈大，強化監管的動力也呈現同樣的趨勢。
儘管畜牧業和農業傳統上被排除在多數減排計劃之外，但丹麥、 荷蘭和紐西蘭決策者已經在努力彌補這一漏洞，而且，其他許多國家決策者也將很快仿效。現在的問題不是會否強化針對畜牧業的監管，而是強化監管將採取何種形式和框架。農戶和公司均應做好準備，適應現在無可避免的變化。
最後，消費者也正逐步減少肉類和乳製品的消費量。過去10年來，英國和德國人均肉類消費分別出現了近17%和11%的下降。儘管上述下降趨勢近來有所放緩，但替代性蛋白質的攝入仍在增長——這種食物來源所產生的負面環境和動物福利效應，相比傳統肉類產品微乎其微。歐盟植物肉和牛奶的銷量已呈全面增長之勢，在泰國和南非等國家也同樣如此。如果這些產品達到與肉類同等的口味和價格，則消費者對其攝入量可能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公共政策同樣可以發揮作用。由於畜牧業固有的低利潤率和高負債，許多國家往往對其給予大量補貼。隨着銷售金額的下降，收入的下降可能會對農民和其他與工業肉類生產系統相關的勞動者福利，產生重大的影響。
由於上述相互作用的趨勢錯綜複雜，決策者和企業領導人現在要開始搶先一步。其他已開始脫碳行業——特別是能源行業——的經驗顯示，有計劃、有指導的過渡，總比缺乏管理的臨時過程有優勢。
只要看看荷蘭或紐西蘭去年曾爆發的農民抗議活動，便可以看到，如果工人和社區感覺被忽視，便會如何突然打亂氣候政策。遺憾的是，在如何以最佳方式整合政策和企業行動，以減少糧食系統排放並保護生計方面，我們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由於抗拒變革並不是一種選擇，決策者和企業領導人宜開始考慮，在未來幾年內將如何進行變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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