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眾多經濟學家——主要但不完全是左翼經濟學家——都認為，利用債務為政府支出融資的潛在好處，遠遠超過任何相關成本。發達經濟體可能遭受過度負債之苦的觀點，被廣泛摒棄，而反對的聲音往往被視為無稽之談。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個一貫財政審慎的堅定宣導者，也開始支持高水平的債務融資刺激政策。
風向在過去兩年出現逆轉，這種魔法般的想法，與高通脹和長期實際利率回歸正常水平的嚴苛現實發生了衝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3名資深經濟學家最近進行的一項重新評估，凸顯了這一顯著轉變。作者們預計，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債務對收入比率，將在2028年升至GDP的120%，原因是其長期增長前景不斷惡化。他們還指出，隨着借貸成本上升成為「新常態」，發達國家必須「逐步且有信譽地重建財政緩衝，並確保主權債務的可持續性」。
這一全面而審慎的評估絕非危言聳聽。然而就在不久前，任何關於財政審慎的建議，都被許多左翼人士立即斥之為「緊縮」。例如，圖茲（Adam Tooze）於2018年出版的一本關於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後果的書中，便有102次使用了這個名詞。
事實上，高額公共債務負擔可能產生問題的說法，直至近期幾乎還是禁忌。在去年8月，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阿爾斯蘭納普（Serkan Arslanalp），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舉行的央行高層年度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全球債務的精妙論文，列舉了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後累積的超高水平政府債務。但奇怪的是，作者並未明確解釋為何這會給發達經濟體帶來問題。
這可不僅是一個會計問題。雖然發達國家很少出現正式的本土債務違約（它們通常會求助於突擊通脹和金融抑制等其他手段以管理債務），但高債務負擔通常不利經濟增長。我和卡文·M·萊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在2010年為一次會議撰寫的一篇簡短文章，以及於2012年與文森特·萊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合著的一篇更全面分析文章中，都提出了這一論點。
這些文章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而且經常被嚴重失實的表述所扭曲。許多公眾難以區分赤字融資和高額債務——前者可以暫時促進經濟增長，後者則往往會帶來負面的長期影響。學界經濟學家基本上都認同，極高的債務水平會阻礙經濟增長，因為它會擠壓私人投資，並在經濟深度衰退或金融危機期間縮減財政刺激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的超低實際利率時代，債務似乎確實是沒有成本，也讓各國能夠在當下花錢而不必以後付錢。但這種消費狂潮基於兩個假設：第一個是政府債務利率將無限期地保持在低水平，或者最少會極其緩慢地上升，給各國留出幾十年的時間來調整適應。第二個假設是那些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支出需求——例如為應對外國侵略行徑而構建軍力——可以通過加大舉債來進行融資。
有些人可能會以美國戰後的經濟繁榮為例，以論證國家可以通過增長擺脫高額債務，但經濟學家阿卡林（Julien Acalin）和波爾（Laurence M. Ball），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駁斥了這一觀點。他們的研究顯示，如果沒有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實施的嚴格利率管控和周期性的通脹激增，該國的債務與GDP比率會在1974年達到74%，而不是現實中的23%。壞消息是，在當今這個以設定通脹目標和更加開放的全球金融市場為特徵的經濟環境下，這些策略或許不再可行，意味美國的財政政策必須作出重大調整。
平心而論，我們也沒有必要對公共債務感到恐慌——最少在發達經濟體如此。偶爾的高通脹或長期的金融抑制現象，並不是災難。但必須指出，富裕人群擁有一系列能夠減輕此類金融調整措施影響的投資選項，而中低收入人群往往是最大受害者。
簡而言之，政府債務可以成為應對各種經濟挑戰的寶貴工具，但它不是——過往也不是——免費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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