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於9月20至21日再次召開會議,雖然大多數分析師預計將再次大幅加息,但有充分理由認為,聯儲局應該從其積極貨幣政策收緊過程中暫時休息一下。縱使迄今為止其加息已經減緩了經濟(其中以房屋市場最為明顯),但其對通脹的影響卻遠未確定。
貨幣政策對經濟表現的影響,通常存在一個長時間且多變的滯後期,尤其是在動盪時期。鑑於地緣政治、金融和經濟的深度不確定性(尤其是在關乎通脹的未來走向時),聯儲局的明智做法莫過於暫停加息,並等待時機對形勢進行更可靠評估。
暫停的原因有幾個:第一個原因很簡單,就是通脹已經急劇放緩。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通脹——與家庭最為相關的衡量標準——在7月份為零,8月份很可能為零甚至為負。同樣,個人消費支出(PCE)平減指數——另一個經常使用的、基於GDP賬項的衡量標準——在7月份下降了0.1%。
有些人可能會把這種對通脹的明顯勝利,歸功於貨幣政策的緊縮。但這種說法犯了事後諸葛亮式的謬誤(因為A發生在B之前,所以假設一定是A引發了B)並混淆了相關性和因果關係。此外當前通脹背後的大多數主要因素,與抑制需求沒有什麼關係。供應的限制推動了通脹上升,如今又是各項供應因素令通脹出現回落。
可以肯定的是,許多經濟學家(包括一些聯儲局經濟學家)預計,俄烏戰爭和新冠疫情造成的供應中斷會很快被克服。雖然他們在此次事件中錯了,但只是錯在各項條件回歸正常化的速度上。這種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誰會想到經歷過那麼多風風雨雨的美國市場,經濟會如此缺乏復原力?誰能預見嬰兒配方奶粉、女性衞生用品和生產新車所需部件的嚴重短缺?這是美國還是蘇聯正在日落西山?
此外,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去年底開始,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軍隊之前,沒有人能夠預測到歐洲會爆發一場大規模地面戰爭。而如今又沒人能預測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也沒人能預知政治領導人需要多長時間來阻止,與之相關的物價飆升(其中一些只是價格欺詐的結果——「戰爭暴利」)。
不過總體的通脹邏輯還是很簡單的。許多在經濟復甦初期推動價格上漲的供應因素如今正在被逆轉。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的CPI汽油指數大幅下跌了7.7%,某些非官方指數顯示8月份也出現了類似的下降。同樣這種價格的逆轉是可以預測的,唯一不確定的只有時間。
其他價格也遵循類似的模式。7月核心CPI(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相對溫和地上升了0.3%,核心PCE平減指數僅上升了0.1%。這顯示進口貨物滯留的狀況有所緩解,而這正是新冠疫情初期那些空蕩蕩的商店貨架和商業中斷背後的原因。
最近的數據支持這一推斷。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全球供應鏈壓力指數,已從去年秋天的高峰急劇下降至略高於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雖然運輸成本仍然遠遠高於疫情前水平,但較去年秋天的高峰下降了近50%,還可能繼續下降。各種商品價格在疫情期間和俄烏戰爭最初幾個月間飆升後,已經紛紛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例如波羅的海乾貨指數,現在便低於其2019年平均水平。
汽車製造商也克服了全球半導體短缺造成的問題。根據聯儲局自己的工業生產指數,截至今年7月汽車產量已經實際上高於疫情前水平。
在過去一年聽到了諸多關於通脹和其背後供應方面因素的壞消息之後,我們如今開始獲得許多好消息。雖然沒有人會認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應該僅憑兩個月的數據,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脹預期也有所緩和,密歇根大學的消費者情緒指數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消費者預期調查數字,都在7月有所下降。
聯儲局收緊政策的標準理由是,要防止經濟落入自我實現式預期循環,勞動者和企業開始預期更高的通脹,並相應設定工資和價格。但當通脹預期下降時就不會發生這種狀況——就像現在這樣。
一些分析師認為,美國需要一個長期較高失業率,以使通脹率回落至聯儲局的目標水平。但這些論點是基於標準的菲利普斯曲線模型,而事實是通脹早已與菲利普斯曲線分道揚鑣(該曲線假設通脹與失業之間存在直接反向關係)。畢竟,去年通脹率的大幅上升並不是因為失業率突然大幅下降,而最近工資和價格增長的放緩也不能用高失業率來解釋。
鑑於最新的數據,聯儲局出於對菲利普斯曲線持續相關性的盲目信任,而故意製造更高失業率是不負責任的。決策總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進行,而當前的不確定性尤其巨大。在通脹和通脹預期已受到抑制的情況下,聯儲局應該更加重視額外緊縮的下行風險——也就是將本已受到打擊的美國經濟推向衰退。這應該是聯儲局本月休息的足夠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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