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國際上引起了轟動，重塑了關於不平等問題討論，也讓作者一舉成名。皮凱蒂正確地指出實施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動因，幾乎完全集中在國內問題上，但他的核心論點——資本主義，必然導致不平等日益加劇，卻在將越南貧困農民的境況與法國中產階級相對舒適的生活進行比較時不攻自破。
事實上，過去40年來亞洲和中東歐經濟體在貿易推動下的崛起，可能是人類歷史上跨國差距縮減幅度最為巨大的一次。
儘管如此，除了嘴上呼籲兩句，西方觀察家甚少關注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另外那85%人口。蓋茨（Bill Gates）這樣的慈善家將大量資源用於改善非洲人民生活，而大多數基金會和機構仍將重點放在減少本國內部的不平等上。儘管這兩項事業都令人欽佩，但政治分析家們往往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如果參照全球標準，發達經濟體幾乎不存在貧困。
當然，印度的農民對美國或歐洲的選舉沒有影響力，而近年這些選舉的焦點也愈來愈轉向國內。如今候選人不會因為承諾幫助非洲而獲勝，更別提南亞或南美了。這種轉變有助於解釋皮凱蒂將不平等問題歸結為國內問題的觀點，為何會在美國進步派人士中激起強烈反響，並間接地與前總統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產生共鳴。
但這種解釋忽略了生活在易受氣候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的數億人口。此外，儘管殖民主義的影響經久不散，但歐洲那些福利國家或日本並不熱衷於對向前殖民地支付賠償。
可以肯定的是，加強發達國家的社會安全網，尤其是在教育和醫療方面，是理所應當的。不過從道德角度來看，此事是否比讓全球7億赤貧人口脫困更為緊迫，則依然是個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
值得稱讚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已採取重大措施，援助發展中國家。但是它們的資源和政治責任都是有限，而富裕國家則傾向於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倡議。
一個似乎已達成廣泛共識的領域是氣候行動。有鑑於此，我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創建一個可以通過提供技術援助和大規模氣候融資（最好是通過贈款而非貸款），來支持發展中國家綠色轉型的世界碳銀行。
正如最近所言，考慮到改革全球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重要途徑（禁止私人貸款人在發達國家法院起訴違約的主權債務人），贈款融資尤為重要。為了吸引私人融資，發展中國家必須自己建立可靠可信的法院以及其他體制。而在這一切得以實現之前依然需要彌補資金缺口。
減少全球貧困最終都需要擴大開放和減少貿易壁壘。全球經濟已經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推動貿易限制的民粹主義政客的推波助瀾下支離破碎，對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經濟前景構成了嚴重威脅。這些地區的政治不穩定狀況，向較富裕國家蔓延的風險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上升，而且已經反映在了這些國家日益激烈的移民辯論中。
對此發達經濟體有三個選項，而且其中沒有一個是只針對國內不平等問題的：首先，它們可以加強應對移民壓力的能力，打擊那些企圖破壞全球秩序穩定的政權；其次，可以增加對低收入國家的支持，特別是那些有能力避免內戰的國家；最後是派遣公民援助低收入國家。許多國家的政府已經在國內試行了一些專案，鼓勵應屆大學畢業生到較貧困社區支教一年或興建房屋。
至少，派遣西方學生到發展中國家，哪怕是短期的，可以讓那些養尊處優的校園活動家們，了解世界上大部分人所面臨的經濟困境，親眼目睹那些資本主義尚未紮根國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這樣的經歷可以讓年輕人對各項全球挑戰有更深刻的認識，也讓他們對那些最終可能影響自身生活的危機有更清晰的理解。
這並不是說國內不平等不是一個嚴重問題，只是它並不是對可持續發展和人類福祉的最大威脅。而西方領導人面臨的最緊迫任務，則是找到能使各國接入全球市場，並將其公民帶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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