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牆於1989年倒塌且距離1991年底蘇聯解體還有將近一年的時候，美國總統老布殊(George H.W. Bush)宣布一個「世界新秩序」已然建立。如今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剛兩個月，歐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Kaja Kallas)就宣稱，「國際秩序正在經歷自1945年以來從未見過的巨大變化」。但什麼是「世界秩序」，它又是如何維持或被破壞的？
在日常用語中，秩序指的是一種圍繞物品、功能或關係的穩定安排。因此，在國內事務中我們會談論一個「有序的社會」及其政府。但在國際事務中並不存在一個統領一切的政府。國家之間的安排總是會發生變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是「無政府」的。
但無政府並不等於混亂。秩序是一個程度問題：它隨時間而變化。在國內事務中，儘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無政府暴力，但一個穩定政體仍然可以存在。畢竟有組織和無組織的暴力犯罪在大多數國家都是必然存在的。但當暴力達到過高的程度時，就會被視為「失敗國家」的一個標誌。索馬里可能有共同的語言和民族，但長期以來一直是部族爭鬥之地，位於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國家」政府，在首都之外幾乎沒有權威。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給現代國家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它是一個壟斷了暴力合法使用權的政治機構。但我們對合法權威的理解其實是建立在一些可以改變的觀念和規範之上的。因此，一個合法秩序源自於對規範強度的判斷，以及對國家內部暴力數量和性質的簡單描述。
說到世界秩序，我們可以衡量權力和資源配置的變化，以及對確立合法性之各項規範的遵守情況。我們還可以衡量暴力衝突的頻率和強度。
國家間的穩定權力分配往往會包含一些為澄清各方對權力平衡的感知的戰爭。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戰爭合法性的看法也在不斷變化。例如，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當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King Frederick the Great)想從鄰國奧地利手中奪取西里西亞省時，他只是直截了當地奪取了它。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創建了聯合國，而該機構規定只有自衛戰爭才是合法的(除非安理會另行授權)。
可以肯定的是，當俄羅斯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並佔領其領土時，他聲稱自己是在對北約的東擴進行自衛。但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都投票譴責了這一行為，而那些並未這樣做的國家，如中國、朝鮮和伊朗，則與他一樣希望制衡美國的勢力。
雖然各國可以在國際法庭上對其他國家提出控訴，但這些法庭並無能力執行其裁決。同樣，雖然聯合國安理會可以授權各國執行集體安全，但卻很少這樣做。五個常任理事國(英國、中國、法國、俄羅斯和美國)各自擁有一票否決權，而它們並不想冒爆發大規模戰爭的風險。否決權的作用就像電力系統中的保險絲或斷路器：熄燈總比房子被燒毀要好。
此外，世界秩序可能會因為以下原因而被強化或更弱化：技術變革改變了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分配；國內社會和政治變革改變了大國的外交政策；思想或革命運動等跨國力量的傳播超出了政府控制，改變了公眾對現行秩序合法性的看法。
例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終結了歐洲的宗教戰爭，此後國家主權原則成為規範性世界秩序的神聖原則。但除了合法性原則的變化之外權力資源的分配也發生了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這使它可以借助軍事干預來決定戰爭的結果。儘管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試圖通過國際聯盟改變規範秩序，但美國國內政治將其推向孤立主義，這使軸心國在1930年代得以試圖將自身秩序強加於他國之上。
二戰後，美國佔據了世界經濟的半壁江山，但其軍事實力卻被蘇聯所制衡，而聯合國的規範性力量則較為薄弱。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享受了短暫的「單極時刻」，但卻在中東過度擴張並同時放任了最終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金融管理不善。俄羅斯和中國認為美國正在衰落，於是改變了自身政策。普京下令入侵鄰國格魯吉亞，而中國則以更加強硬的態度取代了鄧小平謹慎的外交政策。與此同時，中國的強勁經濟增長使其縮小了與美國的實力差距。
美國的實力確實相對中國有所下降；但其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份額一直保持在25%左右。只要該國與日本和歐洲保持牢固的聯盟關係，它們就能佔據世界經濟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中俄僅佔20%。
特朗普政府會否維護使美國持續強大的這一獨特來源，或者卡拉斯確實正確地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捩點？1945年、1991年和2008年也都是轉捩點。如果未來的歷史學家把2025年也列入轉捩點，那將是美國政策的結果，這是一場自殘，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長期事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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