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總是相當困難，而圍繞美國這位當選總統的預測則是難上加難。特朗普不僅說話隨意，立場多變，還將不可預測性視為一種有用談判工具。但即便如此，人們還是可以從他的競選言論、高層任命及其第一個任期中去了解他的外交政策。
在華盛頓，人們常說「人事即政策」。雖然我們已經知道特朗普希望誰擔任關鍵職位，但問題是他們所表達的觀點有時會相互衝突。特朗普想方設法避免選用那些在第一任期內束縛過他的傳統共和黨人，因此他這次的人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個人忠誠度優先。但即使這項特質也仍然無法幫助我們預測政策。
以中國問題為例。特朗普選擇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和眾議員華爾茲(Michael Waltz)分別擔任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兩位都是將中國視作主要威脅並認為需要予以強有力應對的著名「鷹派」。從特朗普的競選活動中，我們也知道他想要對來自同盟國家的進口商品徵收新關稅，而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則更高。
既然特朗普已經宣布了對來自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的進口商品徵收關稅的計劃，當然也應該期待一些新的徵稅措施。但這類關稅的稅率、期限和豁免仍然待定，且會受到國內政治壓力和特朗普個人意願的影響。正如被他指定為財政部長貝桑(Scott Bessent)最近所說，「我認為他正在做的很多舉措都是為了實現局勢降級而升級，而我希望在他的政府中實現的目標是拯救國際貿易。」
同樣不確定的是特朗普會如何應對美國交易夥伴的報復。如果針鋒相對的貿易戰導致關稅和物價上升，那通脹的回歸可能會引發國內政治反彈。由於特朗普時常吹噓自己高超的達成交易能力，他可能會尋求妥協。他會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減少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以換取一項可以被宣揚為勝利的貿易協定嗎？美國的一些亞洲盟友正對此憂心忡忡。
從特朗普的競選言論和上一次執掌白宮的經歷來看，我們也可以預料到他將會貶損多邊主義和各大聯盟。他承諾過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增加國內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和出口。雖然美國可再生能源的價格一直在下降，但他的政策是否會通過降低這些行業的相對成本競爭力，來抵消這一有利市場效應還有待觀察。
在中東事務方面，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無條件支持以色列，他至今仍以促成使以色列與四個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而自豪。當拜登政府試圖通過說服沙特承認以色列來鞏固這一突破時，後者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以色列必須採取相應步驟去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inyamin Netanyahu)的右翼聯盟堅決反對這一兩國解決方案，而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後，以色列公眾對該方案原本就很低的支持度又進一步下滑。特朗普無疑希望延續他過往在該地區取得的成功；但沒人知道他將如何去做。
談到歐洲和北約，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表示，他將在「一天之內」結束烏克蘭戰爭。我們都知道這事不會發生，但他會如何通過談判達成停火協議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一種可能性是減少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削弱其談判地位，使其被迫接受俄羅斯的條件。另一種可能性則是暫時延長對烏克蘭的支持，同時尋求一個「朝鮮式解決方案」。
在後一種情況下，目前的前線將成為由聯合國或歐洲維和人員駐守的非軍事區，俄羅斯如果想要重燃戰火就必須先將維和人員驅離。烏克蘭可以繼續聲稱擁有頓巴斯等地區的主權，但很可能無法加入北約；相反，如果俄羅斯侵犯非軍事區，一些國家(烏克蘭之友)或許會出手。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會利用他相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談判能力來達成這樣的妥協。但如果他希望留下屬於自己的政治遺產，那肯定會想要確保達成一項協定。
就算根據競選言論和人事安排做出的預測讓人心裏沒底，我們至少可以將特朗普定位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傳統中。回想一下他在首次就職演說中宣稱「從這一刻起，一切都將以美國為先……我們不會試圖將自身生活方式強加給任何人，而是希望讓它作為榜樣發光發亮。」 這種觀點與美國外交政策中由來已久的「山巔之城」理念不謀而合。它不是孤立主義，但卻不會主動發起行動。
相比之下，在二十世紀時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尋求一種能夠在世界範圍內保障民主的外交政策，而甘迺迪(John F. Kennedy)敦促美國人考慮他們能為世界其他地區做些什麼，並於1961年成立了和平隊。卡特(Jimmy Carter)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關注點，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的國際戰略則建立在領導不斷壯大的全球民主共同體，以及促進自由、正義和人類尊嚴這兩大支柱上。
在此唯一比較靠譜的預測是，特朗普對待世界的方式將更符合上述傳統中的第一條，而不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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