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許多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必須面對的新現實是更嚴重的通脹和經濟增長放緩，而引發滯脹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一系列壓抑產量且推高成本的負面總供應衝擊。
這其實是意料之中的事：先是新冠疫情迫使許多行業關停，擾亂了全球供應鏈，導致勞動力供應持續減少——尤其在美國；隨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又致使能源、工業金屬、食品和化肥價格上漲；而中國則下令在上海等主要經濟中心城市實施嚴厲封城防疫措施，引發了更多的供應鏈中斷和運輸瓶頸。
但即使不存在這些重要短期因素，中期前景也依然黯淡。我們有許多理由擔心當前的滯脹狀況，將成為全球經濟一個揮之不去的特徵，在許多經濟體中催生更高的通脹，更低的增長，甚至可能引發衰退。
首先，逆全球化以及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便出現回潮，凸顯了一些大量民眾感到「被拋棄」的國家所出現的地緣政治因素和國內政治動向。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疫情留下的供應鏈創傷，可能會導致更多製造業從中國和新興市場向發達經濟體回流——或者至少是就近轉移（或「友邦轉移」）到那些政治同盟國集群中。無論是哪種方式，生產都會被錯誤分配至成本較高的地區和國家。
此外，發達經濟體和一些主要新興市場（如中國、俄羅斯和韓國）的人口老齡化，將繼續減少勞動力供應，導致工資上漲。同時由於老年人一般都沒有工作，靠儲蓄為生，因此這一群體的擴大會在增加通脹壓力的同時，降低經濟的增長潛力。
發達經濟體對移民的持續政治和經濟抵制，同樣會減少勞動力供應，並對工資構成上行壓力。過去數十年的大規模移民，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工資增長，但那些日子似乎已一去不復返。
同樣，美中之間的新冷戰將產生廣泛的滯脹效應。中美脫鈎意味全球經濟的分裂，供應鏈的碎片化，以及對技術、數據和資訊的貿易更嚴格限制——這些都會是未來貿易模式的關鍵特徵。
而氣候變化也會是滯脹性的，畢竟乾旱會損害農作物，破壞收成並推高食品價格，正如颶風、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破壞存量資本並擾亂經濟活動那樣。更糟糕的是，在可再生能源尚不足以彌補碳氫化合物供應減少之前，抨擊化石燃料和要求積極去碳化的政治操作，導致了對碳基能力的投資不足。在這些因素影響下，能源價格將無可避免地急劇上漲。隨着能源價格上漲，「綠色通脹」將衝擊太陽能電池板、電池、電動車和其他清潔技術所用的原材料價格。
公共衞生可能是另一個因素。我們已經認識到疫情會破壞全球供應鏈，並激起保護主義政策，因為各國都急於囤積食品、醫藥產品和個人防護設備等關鍵物資。
我們必須擔心的還有網絡戰，最近幾宗對輸油管道和肉類加工廠的攻擊反映，它可以造成生產嚴重中斷，且預計此類事件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愈發頻繁和嚴重。那些想要保護自己的企業和政府，需要花費數千億美元保護自身網絡安全，而這些增加的成本都將轉嫁給消費者。
這些因素將助長那些反對明顯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政治抵制行動，導致更多財政支出被用於支持工人、失業者、弱勢少數族裔和「被拋棄者」。而這種提高勞動收入相對資本收入比的努力，無論其出發點有多好，都意味更多的勞資糾紛和工資-物價的螺旋式上漲。
然後就是標誌着零和大國政治回歸的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這是幾十年來我們首次要思考大規模軍事衝突擾亂全球貿易和生產的風險。此外用於威懾和懲罰國家侵略的制裁，本身就是滯脹性的。今天是俄羅斯對抗烏克蘭和西方，明天就可能是伊朗去核，北韓進行更多的核邊緣政策，或是中國試圖奪取台灣。上述事件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一場與美國的熱戰。
最後，將美元武器化的做法（將其作為執行制裁的核心工具）也是滯脹性的。這不僅會在貨物、服務、商品和資本的國際貿易中造成嚴重摩擦，還會促使美國的競爭對手將其外滙儲備轉向其他非美元計價的資產。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過程可能會使美元急劇疲軟（從而使美國的進口商品更加昂貴且助長通脹），並導致各區域貨幣體系的建立，使全球貿易和金融進一步碎片化。
那些樂觀主義者可能會認為，我們仍然可以依靠技術革新逐步施以通貨緊縮壓力。這或許是對的，但技術因素相對上述11個滯脹因素來說有點勢單力薄。此外技術變革對總生產力增長的影響，依然無法在數據中充分顯現，中西方脫鈎將限制全球範圍內採用更好或更廉價技術，從而推高成本（如目前西方的5G系統就比華為的要貴得多）。
人工智能、自動化和機械人技術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利有弊。就算它們被改進至足以創造有積極意義的逆通脹，也可能會擾亂整個職業和行業格局，擴大本已巨大的財富和收入差距。這將招徠比我們已知更猛烈的政治抵制——並引發所有可能產生的滯脹性政策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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