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以來，美國聯儲局在提高聯邦基金利率時始終堅持漸進主義。其上一次一次過加息50個基點是在2000年5月，此後其政策目標（現在稱為目標區間）每次只提高25個基點。它並不總是這樣。在1982年底轉向利率目標後，聯儲局有一次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了1厘以上，另有3次上調了75個基點，9次上調了50個基點。
相比之下，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機前夕，從2003年6月到2006年6月，聯儲局通過17次按計劃加息，每次加息25個基點，將政策利率從1厘提高至5.25厘。而在2015年12月開始的最新一次加息周期中，聯儲局目標區間的上限9次上調25個基點，從0.25厘升至2018年12月的高峰2.5厘。
但聯儲國在減息時並沒有那麼漸進。從2019年8月開始，聯儲局用3次減息25個基點的動作，開始了將有效下限拉回0.25厘的過程，隨後在2020年3月的計劃外會議上減息50個基點，在2020年3月15日的計劃外會議上又減息100個基點。
現在聯儲局再次權衡收緊貨幣政策，它是否應該採取與過去二十年一樣的漸進主義？
最新通脹數據顯示不應該這樣做。截至2022年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按年上漲7.5%，核心通脹（不含食品和能源）達到6%。2021年12月的個人消費支出較2020年12月高出5.8%，核心通脹率為4.9%。截至2022年1月，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追蹤的9項基礎通脹指標年增長率在3.1%至6%之間。平均時薪增加了5.7%。
那麼，政策利率應該在哪裏，而聯儲局應該以多快的速度到達那裏？一個好的起點是中性政策利率——即聯邦基金利率使通脹處於目標水平並且實現充分就業。中性利率的一個合理估計是2.5厘，這也恰好是聯儲局對長期聯邦基金利率的估計值。如果通脹高於（或低於）目標並且失業率低於（或高於）「自然」或均衡失業率，則政策利率應高於（或低於）中性利率。
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目前的通脹率也比目標高出1.1%，也很難說它是「暫時性的」，是基數效應、暫時的不利供應衝擊（包括供應鏈中斷），以及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短期暴漲的結果。2022年1月的失業率（4%）略高於疫情前的低點（3.5%），非農就業較2020年2月的疫情前水平低1.9%。
然而，關於失業——高職位空缺和高離職率——的經驗證據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結構性不匹配和摩擦性失業增加，而經濟現在處於或略高於充分就業的狀態。畢竟，真實（經通脹調整的）GDP已回歸疫情前趨勢。這與經濟處於滿載甚至超載運行一致，因為必須考慮到新冠、網絡犯罪、氣候變化、人口和去全球化對潛在產出可能造成的永久性負面影響。因此，為實現聯儲局的雙重使命——穩定物價和最大化就業——需要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遠高於2.5厘。
讓我們保守假設目標範圍的下限不應低於3.5厘。如果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資金流動性充足，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工具的市場流動性充足，那麼3.5厘的聯邦基金利率不會對金融穩定構成威脅。多年來，美國和全球經濟應對顯著更高的聯邦基金利率游刃有餘。
一些評論員會警告稱，政策利率出乎意料的快速上升，可能會威脅美國和國外的金融穩定——尤其是新興市場，那裏的公共和私人機構都承擔了大量的、通常也是短期的美元計價債務。但金融危機不是由高利率或快速上升的利率引起的。它們是由於缺乏資金流動性和市場流動性造成。
因此，我並不那麼擔心一系列快速加息的國內影響——例如，3月份加息150個基點，隨後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後續定期會議上，連續兩次加息100個基點。如果需要，聯儲局現在知道如何作為最後貸款人提供資金流動性，以及作為最後做市商提供市場流動性。
快速加息的不利國際影響更加令人擔憂。聯儲局的雙邊貨幣互換，不涵蓋許多金融脆弱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全球最後貸款人資源有限。由於這些限制，有必要追求一個稍慢的緊縮周期，例如一次加息100個基點，然後連續5次加息50個基點。
無論哪種方式，就美國經濟而言，謹慎、審慎和預防原則都意味着必須採取漸進主義。聯儲局對物價穩定的承諾的可信度岌岌可危。除非聯儲局迅速加息以抑制總需求，否則通脹將繼續超越其目標。長期通脹預期可能尚未脫錨，但這是一個實實在在且不斷上升的風險。
儘管在2012年2月15日，以市場為基礎的5年、5年遠期預期利率為2.07厘，但短期和中期通脹預期已遠高於聯儲局的目標。紐約聯儲銀行2022年1月的消費者預期調查顯示，1年期和3年期通脹預期的中值分別為5.8%和3.5%。類似地，密歇根大學2022年1月消費者調查顯示，1年通脹預期為4.9%，5年預期為3.1%。
為了捍衞信譽，聯儲局必須採取果斷行動。繼續沒完沒了的25個基點加息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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