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LAC）的收入、財富和機會分配不均，阻礙了建設有凝聚力的社會和強大民主國家的努力，也挫敗了年輕人的雄心壯志。但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事倍功半，進展停滯不前。各國政府迫切需要更好的證據說明如何解決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
為此，美洲開發銀行與倫敦經濟學院、耶魯大學、財政研究所及十多所一流大學的學者合作，對LAC不平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重新考慮。該項目的初步研究——包括對現有文獻、新資料和新分析的批判性綜述——顯示，該地區的不平等既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可預測，也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一成不變。
首先，LAC並非完全不平等。一些國家如巴西、哥倫比亞、危地馬拉（Guatemala）、洪都拉斯和巴拿馬，收入不平等極高，而其他國家包括玻利維亞、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和烏拉圭，收入差距與美國相似。
此外，不平等遠非LAC社會的固定特徵，而是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波動。在大多數國家，不平等在1970年代開始迅速上升，在1990年代達到頂峰，之後開始減小。今天該地區的不平等程度，比三十年前更低，這要歸功於教育收益（縮小了工資差距）、大宗商品推動的經濟增長，以及一系列政府社會計劃。但自2014年以來，不平等基本穩定在不可接受的水平，那一年，經濟停滯在整個地區蔓延。
一項追蹤1980年至今不平等演變的研究顯示，這種廣泛的模式隱藏着顯著的變化。例如，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和秘魯，在1980年至2010年期間顯著減少了不平等，儘管與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它們的不平等水平仍然很高。相比之下，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的不平等現象，在此期間穩步上升。應該摒棄宿命論的假設，即整個地區都受到結構性不平等的詛咒，而結構性不平等不受政策干預的影響。
該項目還顯示，該地區的財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為根深柢固。儘管資料仍然非常有限，但一項研究發現，在智利、哥倫比亞和烏拉圭，約1%的人口控制總財富的37％至40%，而最貧窮的一半人口只控制十分之一。此外，許多低收入家庭存在負資產，因為他們的未償債務大於其房屋、車輛和其他資產的總價值。
還有新的證據顯示，該地區兒童的機會和潛在收入，往往與其父母沒有什麼不同，這意味代際流動性較低。一項研究顯示，在9個LAC國家當中，當前收入不平等的44%（阿根廷）至63%（危地馬拉），是由「遺傳」因素造成的。導致代際不平等持續存在的變數包括，出生在低收入地區、屬於少數民族、父母受教育程度有限，或從事低薪職業。但在這裏，情況也更加微妙。在有奴隸制或壓迫土著人民歷史的國家，種族或族裔因素預測代際社會流動性要低得多。
最後，地理很重要，但並不總是以可預測的方式。例如，LAC人口的80%居住在城市，這一事實強化了農村動態對該地區收入不平等影響不大的假設。但新的證據顯示，主要歸因於小農場勞動生產率低的農業收入差距，解釋了9個國家總體收入不平等的11%（烏拉圭）至58%（玻利維亞）。
到目前為止，該項目證實LAC的不平等程度高至令人無法接受，同時也說明了其流動性和對可能影響其「遺傳」程度的因素的反應能力。有了這種細緻入微的理解，政策制定者應該放棄一些方案，完善其他方案，並測試更適合具體國家的具體需求的全新策略。例如，哥倫比亞和秘魯等國家，許多工人簽訂了非正式合約，因此很少或不納稅，與智利和烏拉圭等國家相比，它們不同的稅收和退休金制度政策，後兩者勞動者退休金和社會保障繳費率更高。
擴大和提高教育質素，以及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現金援助等傳統策略可能有效，但不足以減少所有環境中的不平等。為了實現這一目標，LAC國家政府必須促進能夠創造更多生產性（和正規）就業機會的經濟增長，並採取新一代的財政政策，讓每個人都能在談判桌上佔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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