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經濟學家傾向於將中國為應對2008至2009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規模當於其GDP的12.5%)，視為一項各國政府都應效仿的凱恩斯式大膽創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對其大加讚賞，而受益於由此帶來的大宗商品繁榮的發展中經濟體也是如此。
但隨着經濟學家的深入研究，一幅更為複雜的圖景開始浮現。大規模刺激政策在短期內無疑是有效的，但它也扭曲了內地經濟增長的品質，並為該國當前的許多問題埋下了禍根。這促使人們對政府在經濟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更為廣泛的重新評估。而事實證明，國家的過多控制往往弊大於利。
當然，中國最初的經濟刺激計劃，2008年底啟動並持續到2010年，並沒有標誌着政府支持的終結。通過允許地方政府在賬外借款和為地方城建公司債券提供事實擔保，內地為基礎設施和房地產行業提供了大量支持並將經濟刺激政策延長了10年。這兩個部門因此也大概佔據了當前總需求的三分一，遠遠超出了歐盟、日本和美國的水準。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熊偉及其合著者最近在布魯金斯學會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就中國政府的長期刺激政策對私營部門活動的影響狀況提出了令人警醒的見解。通過分析本地資料，他們發現2002至2008年間各省的GDP增長與企業利潤和零售額都存在強相關性，這與標準凱恩斯主義模型的預期相反，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相關性在2011至2019年間完全消失了。同一篇論文中的相關分析還發現城市層面的生產率增長，以資本和勞動力投入作為對照，在經濟刺激政策推出相當強勁，但卻在隨後幾年顯著下降。
這些發現與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楊元辰早前共同撰寫的研究報告相吻合，該報告認為中國建築業的回報在經過多年過度建設後持續遞減。目前這已經造成了住房供應過剩，導致許多城市房價重挫。鑑於房地產在內地家庭財富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即使官方公布的GDP增長資料繼續徘徊在5%左右，因消費需求崩潰引發的通貨緊縮狀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西方分析人士經常哀歎中國政府不願推出旨在刺激消費需求的大規模刺激計劃，比如美國在疫情期間的直接現金轉移支付。但他們往往忽略了熊偉及其合著者所強調的一個關鍵點：中國是一個混合型經濟體，政府在其中發揮的核心作用遠遠超過任何發達國家。
多年來內地的政策制定者都可以用經濟快速增長來為現狀辯護。但如今這一論點的分量已大不如前。經濟增長的品質持續下降，用會計伎倆和非生產性基礎設施項目來掩蓋經濟的潛在弱點早晚是行不通的。而恢復增長的唯一可持續途徑，是讓在過去10年間強行鞏固了自身權力的中央政府，將部分權力移交給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移交給私營部門。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戰也使中國更迫切地要去恢復私營部門活力。出口仍然是內地經濟中最具活力和全球競爭力的部分，也是該國提高生產率和擺脫當前困境的最大希望。但隨着出口引擎逐漸熄火，政府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點，而只有私營部門準備好了應對這一挑戰。
儘管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取得的經濟成就令人欽佩，但2008年後實施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並不像許多進步凱恩斯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取得了絕對的成功。事實上它應該是一個警示。
此舉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國的債務相對GDP比率不斷攀升，進一步限制了政府刺激經濟的能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Fiscal Monitor)，預計到2027年中國的公共債務額將超過GDP的100%，如果算上企業和家庭負債則將超過300%。有些人或許會說中國的低利率使債務負擔可控，但值得留意的是美國也曾有過同樣的說法。與日本一樣，中國也可以通過金融抑制措施長期保持低利率，但代價可能是經濟增長放緩。而日本過去30年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了這條路徑最終可能通向何方。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富有創意且精明強幹，但目前的一些問題是由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們能否找到擺脫當前困境的辦法，或者中國會否淪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個受害者，仍然是未知之數。但是希望重複2008年的做法顯然是非常錯誤的。精心策劃的刺激消費性措施或許有所幫助，但前提是它應當通過私營部門的需求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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