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台灣（乃至世界）領先半導體生產商的傳奇創辦人張忠謀，宣稱「全球化幾近死亡」。在這個供應鏈因新冠疫情和中美競爭加劇而中斷的世界中，其他評論員紛紛附和，許多公司已經開始「在岸化」和「近岸化」採購商品。但就此認為全球化已經結束是錯誤的。眾多人類歷史揭示了原因。
全球化無非是洲際而非國家或區域距離上相互依存的增加。它本身無所謂好壞，它有很多維度，絕不是新事物。自從我們的祖先在逾100萬年前開始離開非洲以來，氣候變化和移民便一直在推動人類在地球上的擴散，許多其他物種亦然。
這些過程總是引起生物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起源於亞洲的黑死病，在1346至1352年間殺死了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當十五和十六世紀歐洲人前往西半球時，他們攜帶的病原體使當地土著居民大量死亡。軍事全球化最少可追溯至波斯王薛西斯（Xerxes）時代，然後是亞歷山大大帝，他們的帝國橫跨三大洲。當然，在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太陽永不落。通過這一切，偉大的宗教也傳播到多個大陸——這也是一種社會文化全球化的形式。
最近，焦點集中在經濟全球化：貨物、服務、資本、技術和資訊的洲際流動。同樣，這個過程並不新鮮，但技術變革大大降低了與距離相關的成本，使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更加深入和迅速」。絲綢之路在中世紀連接亞歐大陸，但它遠不如現代集裝箱船浩浩蕩蕩，更不用說瞬間連接各大洲的互聯網通訊了。
全球化在二十世紀主要被視為一種經濟現象，但在2000年代成為一個政治流行語（不管是對於支持者還是批評者）。當達沃斯的暴徒打破麥當勞的窗戶，抗議亞洲勞工條件時，這就是政治全球化。
當前的全球化明顯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全球化。在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提供了全球化的大部分制度結構，而當時更高的成本意味直接參與其中的人更少。西方公司在1600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擴張，到十九世紀末，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相當於全球產出的10%左右。到2010年，全球FDI存量中也包括了非西方公司，並且其規模相當於世界GDP的30%左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高度相互依存，包括人員、商品和服務的流動。也存在不平等性，因為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分享不均。但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並沒有阻止主要交易夥伴大打出手（這也是當時人們稱之為「大戰」的原因）。在經歷了4年毀滅性的暴力和破壞之後，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急劇下降。世界貿易和投資直至1960年代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
同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嗎？是的，如果美國和俄羅斯或中國陷入一場大戰化。但如果排除這種意外情況，便不太可能重蹈覆轍。對於所有關於經濟「脫鈎」的討論，迄今為止的中斷都是有選擇性和不完全的。2020年新冠低迷後，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強勁復甦，只是不同領域恢復程度各不相同。
美國設置了新的壁壘，阻止某些敏感商品進出中國，其從中國的進口僅比新冠疫情爆發前水平增長了6%，而其從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則增長了30%以上。因此，就美國而言，區域化的復甦似乎比全球化更為強勁。但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固然中國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在2018至2022年期間，從21%下降至17%，但美國從越南、孟加拉和泰國的進口增長了80%以上。這些數字顯然表明全球化未死。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與美國的新亞洲貿易實際上是中國貿易的仲介。與冷戰期間的蘇聯相比，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經濟的關係更加緊密。西方國家可以通過將華為等中國公司排除在西方5G電訊網絡之外，以降低安全風險，而無需承擔破壞所有全球供應鏈的過高成本。
此外，即使地緣政治競爭大幅遏制經濟全球化，世界仍將通過生態全球化保持高度相互依存。流行病和氣候變化遵循生物學和物理學規律，而不是政治規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導致代價高昂的海平面上升，或美國或歐洲的天氣擾亂，反之亦然。
這些成本可能是巨大的。科學家估計，始於武漢的新冠疫情，給中國和美國均造成了逾100萬的超額死亡，部分原因便在於兩國未能在政策應對方面進行合作。成功應對氣候變化或未來流行病，需要承認全球相互依存，即使人們不喜歡它。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降低距離重要性的技術變革推動的。那不會改變。全球化還沒有結束，只是它可能不再是我們想要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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