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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穩健走向大滯脹

魯賓尼(Nouriel Roubini)| Project-Syndicate

2022年8月19日

世界經濟正在經歷一場徹底的體制轉變。長達數十年的「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時期已經終結。

在1970和1980年代初的滯脹(高通脹和嚴重衰退)後來臨的大穩健時期有以下特點:發達經濟體的低通脹;伴隨短促淺度衰退的相對穩定和強勁經濟增長;隨通脹長期下降而下降的低債券收益率(並以此產生的債券正回報);以及美國和全球股票等風險資產價值的急劇上升。

這種長時間低通脹的成因,通常被解釋為中央銀行在1970年代寬鬆貨幣政策之後,轉向可信的通脹目標設定政策,以及政府實行相對保守財政政策(只有在經濟衰退時才實施實質性刺激)。但是較需求方面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許多積極的供應衝擊:這些衝擊增加了潛在增長,並降低了生產成本,從而使通脹得到了抑制。

在冷戰後的超全球化時代,中國、俄羅斯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大程度地融入了世界經濟,為其提供了低成本的產品、服務、能源和大宗商品。從全球南方到北方的大規模移民壓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工資,技術創新降低了許多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而地緣政治的相對穩定,則使生產可以在不必擔心投資安全問題的情況下,被有效分配到成本最低之處。

但大穩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衰退期間開始崩解。在這兩個事件中,通脹最初仍然在需求衝擊下維持在低位,寬鬆的貨幣、財政和信貸政策也防止了通縮。但由於需求和供應因素的混合作用,現在通脹再度捲土重來,而且在過去的一年裏上漲情況尤為劇烈。

在供應上,日益強大的抗拒超全球化勢頭,為民粹主義、本土主義和保護主義政客創造了機會。公眾對明顯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憤怒也在增加,催生了更多支持工人和「落後者」的政策。雖然這些政策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如今卻都在助長工資-價格通脹的危險螺旋。

更糟糕的是,新的保護主義(來自左翼和右翼)已經限制了貿易和資本流動。政治上的緊張關係(包括各國內部和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推動一個生產回歸(和「友鄰供應」)的進程。而對移民的政治抗拒則限制了人員的全球流動,給工資帶來額外的上升壓力。國家安全和戰略考慮進一步限制了技術、數據和資訊的流動。而新的勞工和環境標準雖然或許很重要,卻阻礙了貿易和新建設項目。

這種全球經濟的巴爾幹化是嚴重滯脹性的,而且與人口老齡化同時產生作用,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還出現在中國等大型新興經濟體。由於年輕人傾向生產和儲蓄,而老年人會逐漸花掉手上的儲蓄,因此這種趨勢也是滯脹性的。

當前的地緣政治動盪也是如此。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以及西方的應對,擾亂了能源、食品、化肥、工業金屬和其他商品的貿易。西方與中國的脫鈎正在加速,涉及貿易的所有層面(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技術、數據和資訊)。西方的其他戰略對手可能很快就會加入這場浩劫。正在邁過核武器門檻的伊朗,很可能會招來以色列甚至美國的軍事打擊,從而引發大規模的石油衝擊;而北韓仍在定期鍛打它的核之劍。

如今美元已經出於戰略和國家安全目的而完全武器化,其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可能開始下降,而美元的疲軟當然會增加通脹壓力。一個無摩擦的世界貿易體系需要一個無摩擦的金融體系,但全面展開的一級和次級制裁,給這台運轉良好的機器摻了沙子,極大增加了貿易的交易成本。

除此之外,氣候變化也是滯脹性的。乾旱、熱浪、颶風和其他災害,正愈來愈多地擾亂經濟活動,並威脅收成(進而推動食品價格上漲)。同時去碳化的要求導致對化石燃料產能的投資不足,但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卻尚未達到可以彌補缺口的程度。因此當前的大幅能源價格飆升是無可避免的。

疫情也將是一個持續性威脅。隨着各國忙於囤積食品、藥品和其他必需關鍵供應,保護主義政策將得到進一步推動。經過兩年半的新冠疫情,我們如今又遭遇猴痘疫情。加之人類對脆弱的生態系統的侵佔,和西伯利亞永久凍土的融化,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遭遇一批沉睡了幾千年的危險病毒和細菌。

最後,網絡戰仍是一個未被重視的經濟活動,甚至公共安全威脅。企業和政府會面臨更多的滯脹性生產中斷,或是不得不在網絡安全方面耗費巨資。無論採用哪種方式都會令成本上漲。

在需求方面,寬鬆和非常規貨幣、財政和信貸政策已經不是一個缺陷,而是新體制的一個特徵。在當今不斷飆升的私人和公共債務存量(相對GDP比重),以及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和醫療衞生系統的巨大無準備金負債之間,私營和公共部門都面臨愈來愈大的金融風險。中央銀行因此被鎖定在一個「債務陷阱」中:任何使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嘗試,都會導致償債負擔激增,從而導致大規模的破產、連環金融危機和實體經濟崩潰。

由於政府無法通過減少支出或增加收入來減少高額債務和赤字,那些可以用本國貨幣借款的政府,將愈來愈多地採用「通脹稅」:依靠突然實施的價格增長來抹去那些利率固定的長期名義負債。

因此就像1970年代一樣,持續和反覆的負面供應衝擊,將與寬鬆的貨幣、財政和信貸政策結合,產生滯脹。此外,高債務比率將為滯脹性債務危機創造條件。在大滯脹期間,任何傳統資產組合的兩個組成部分——長期債券和美國及全球股票——都將受到影響,並可能蒙受巨大損失。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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