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總監沃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最近承認，在整個新冠大流行期間，糟糕的公共衞生溝通和資訊傳遞，已經損害了公眾對衞生機關與機構的信任。這反過來又導致了眾所周知的問題，例如疫苗猶豫、不遵守口罩建議和其他保護措施，以及關於病毒及其傳播方式的一般錯誤資訊。
根據羅拔伍德約翰遜基金會（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和哈佛陳曾熙公共衞生學院2021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現在只有52%的美國人對疾控中心非常信任，只有37%的美國人對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或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非常信任。州衞生部門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僅41%的美國人信任他們，地方衞生部門信任度為44%，同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公共衞生系統的正面評價在2009年至2021年間，從43%下降至34%。
顯然，公共衞生機關需要贏回公眾的信任，不僅是應對新冠和猴痘等危機的需要，也是解決更廣泛的持續健康問題的需要。這一過程必須從致力於社區參與、與住房和教育等其他部門的夥伴關係、各個層面的有效溝通，以及決策的透明度和完整性開始。
公共衞生官員往往必須根據不完整的資料提出建議；隨着資料的更新，建議也會隨之調整。然而，為了表現出權威性，公共衞生官員很少對他們所傳達資訊的細微差別和流動變化保持透明。
一個完美的例子是關於SARS-CoV-2病毒如何傳播的早期建議。疾控中心堅持認為，冠狀病毒是在表面傳播，而不是通過空氣傳播，不承認空氣傳播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這一方針引起了混亂和不信任，因為疾控中心最終不得不改變它的建議（它早就應該預見到如此）。在承認SARS-CoV-2是通過飛沫傳播後，疾控中心最終承認它也通過氣溶膠傳播。
這個例子反映，可信度經常與無誤性相混淆，導致公共衞生官員承認錯誤的速度很慢——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信譽。透明度是關鍵，尤其是在網絡謠言販子抓住一切機會詆毀公共衞生官員的時候。成功的公共衞生溝通，是通過有效而不是一成不變來建立信譽。
可靠溝通的另一個基石是清晰度。公共衞生官員必須解釋資料和建議如何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聯。如果公眾不了解所傳達的內容，資訊是否正確就沒有意義。
在這方面，美國官員再一次沒有通過資訊傳遞考驗，他們沒有明確說明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是通過住院人數而不是感染人數衡量。公眾認為疫苗會阻止傳播和感染；但是，當Delta和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並導致突破性感染激增時，不信任和「加強針疲勞」隨之而來。截至8月3日，只有32%的美國人接受了第一次加強劑注射。
在這個例子中，公共衞生官員本可以使用預防小兒麻痺症的沙克疫苗（Salk）的例子向公眾保證，疫苗不需要完全預防感染或傳播就能根除疾病。或者，他們本可以強調，疫苗在多大程度上減輕了我們醫院的負擔。
不幸的是，其他歷史教訓似乎並沒有被汲收。許多公共衞生官員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將猴痘污蔑為只威脅同性戀、雙性戀和其他男-男性行為者的疾病。然而，儘管當前疫情確實對這一群體影響極高，但猴痘可以在一切與損傷有密切皮膚接觸的情況下傳播。
通過將猴痘描述為性傳播感染，公共衞生官員可能會給人們一種他們沒有風險的錯誤印象，從而阻止他們尋求診斷或在接觸病毒後進行隔離。這種情況與關於愛滋病僅在同性戀人群中傳播的（不正確的）早期資訊沒有什麼不同。
總體而言，當公共衞生資訊來自需要觸達的社區內受信任的個人時，最容易被理解，也最有可能被相信。信訊傳遞者通常與資訊同樣重要，尤其是在結構性種族主義和歷史創傷使人們不願信任醫療當局的社區中。
當地公共衞生官員不應發布權威聲明，並假設它們會受到關注，而應將資訊傳遞視為包容性對話的一部分。他們應該尋求社區的聲音和值得信賴的宣導者，例如信仰領袖、收容所管理者和食物銀行主管，合作進行傳遞資訊和觸達易受健康差異影響的人群。
另一個好方法是由瑞恩懷特愛滋病健康服務規劃委員會（Ryan White HIV/AIDS Health Services Planning Councils）開創。這些委員會是由地方官員任命的社區團體，其成員代表公眾、愛滋病毒感染者、受資助的服務提供者，以及其他衞生和社會服務組織。規劃委員會成員共同確定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護理需求。然後，他們確定哪些服務最要優先，以及應該為每項服務提供多少資金。這種包容性決策模式可以更廣泛地應用於公共衞生規劃和資源配置。
當前「另類事實」和虛假資訊猖獗的氛圍，對有效的公共衞生溝通提供了許多挑戰。但是，通過汲取前車之鑑，開發清晰、包容並由正確來源傳達的資訊，我們可以開始艱難但必要的過程，在下一次重大危機來襲之前重建對公共衞生機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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