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和英國左翼政黨近期的選舉勝利，或許預示歐洲的氣候政策制定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英國的新工黨政府制定了多項旨在擴展可再生能源產能的宏大計劃，而儘管法國遲遲未能組建執政聯盟，但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的極右翼勢力已被挫敗。
我們希望這種勢頭能夠延續到7月24日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部長會議上。屆時富裕國家將考慮由巴西發起的、每年對全球億萬富豪徵收最少2%財富稅的開創性提案，而這項稅收，再加上預計宣布的新氣候融資工具，可以支持在綠色增長、氣候適應和應對國家內部不平等方面的投資。
但僅靠新的投資工具是不夠的。正如我們在新冠疫情時學到的那樣，單純市場化的手段並不足以應對一場疫情，也無法解決環境破壞或老生常談的全球貧富差距問題。即使是富裕國家，也開始背離私有化和放鬆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正統理念。但只要發展中國家仍然受制於這套舊規則，它們便難以發展屬於自己的獨特經濟模式，並決定自身命運。
西方自由貿易宣導者們，曾經批判中國利用保護主義手段和補貼來支持戰略性行業，如今這類手法卻已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常態。美國借助《降低通脹法案》向本國電動車和電池製造業投入數百億美元，利用國家力量刺激綠色行業的投資和就業。而雖然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鬥爭，但國際貿易規則往往不允許發展中國家以這種方式提升自身產業。如印尼這個全球最大鎳生產國——該金屬是電動車電池的其中一個關鍵原料——就因採取工業策略而遭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懲罰。
因此，儘管新自由主義政策方案在發達經濟體中逐漸失寵，但卻被重新包裝後用於欠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依賴稅收鼓勵和貸款擔保等耗資巨大的產業政策槓桿，而他們的發展中國家同行卻無法享受這種奢侈，後者必須在工具和技術能力遠不如前者的情況下找到創造就業、減少不平等和實現自身經濟體脫碳的途徑。
此外，富裕國家正促使發展中國家以一個不切實際的速度「跨越」至可再生能源。它們既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對有限的化石燃料短期的需求，也未認識到那些不公平的貿易規則，限制了貧窮國家獲取廉價綠色技術和資本的能力。而近年觀察到，當更富裕的國家在囤積疫苗、削減援助預算、未能兌現過往氣候融資承諾時，所反映的類似權力不平衡狀況，正是這種雙重標準行徑的體現。
這種虛偽行徑並未被無視。巴西前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阿根廷總統米萊伊（Javier Milei）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等威權民粹主義者，都曾分別宣稱氣候政策會破壞經濟增長。這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是正確的，但都只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權宜之策。
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自行制定政策，氣候投資便能推動就業創造和包容性增長。被要求實現經濟綠色化的政府，需要靈活的優惠融資，而它們也將受惠於構建在《聯合國國際稅務合作公約》（UN Tax Convention）等近期成果基礎上，國家和國際漸進式稅收機制，例如這項公約就是由發展中國家主導，旨在實現稅收規則的民主化，並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封閉俱樂部中收回控制權。
新自由主義的衰落，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提供了合作設計一個新範式的契機。通過設計一些能將綠色戰略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繫起來的國家主導型模型，它們可以保護氣候議程免受威權機會主義者的攻擊。正如資本主義存在不同類型，綠色發展的路徑也是多種多樣的。
以墨西哥為例，這個製造業強國和石油生產國剛剛將欣鮑姆（Claudia Sheinbaum）這位氣候科學家選為總統。她的政府計劃向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136億美元，目標是在2030年前，用零碳能源滿足本國50%的電力需求。如果一切順利，這些努力應能促進就業創造，並減少不平等，同時借助國有企業支援綠色技術的部署。令人振奮的是，剛宣布成立，負責科學與創新的新部級機構，也可以支援先進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巴西同樣在為發展中國家開創綠色政策方面處於帶頭地位。在擺脫博爾索納羅的擾亂性統治後，現任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政府，正在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稅收改革。如果它能有效協調其產業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目標和類似生態轉型計劃（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lan）的綠色倡議，那便有望在國內推動一個強勁的綠色增長議程，同時作為本月二十國集團會議和明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的主辦國，擴大其地區和全球影響力。
我們可以在新自由主義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氣候正義和社會公平的新世界，但是需要一套由中低收入國家引導、積極塑造和維護的新經濟架構，才能在這方面取得成功。一個更公平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一些更富活力、更積極主動的國家，設計和執行那些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減少不平等和實現脫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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