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人口既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原因，也是結果。但今天要實現這兩個目標，需要政策制定者離開他們的舒適區。具體而言，新一代全球危機——包括流行病、氣候變化和日益嚴重的饑餓——要求從根本上重新思考財政部長的角色。
我們應該知道。作為前財長，我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現在需要職能部委更多的參與。特別是，財長必須能夠更好地評估公共衞生風險的潛在經濟影響、引入改善健康結果的稅收，以及通過超越短期公共財政考慮的預算和監管決策。如果不這樣做，將意味對下一次健康和經濟危機毫無準備。
新冠大流行的毀滅性經濟後果反映，為何財長必須預測他們對全球健康風險的反應。預計到2024年，這場大流行將導致超過1500萬人死亡，使全球經濟GDP損失超過12萬億美元。在幾年前還無法想像的封鎖導致超過15億名學生遭遇學校和大學停課，這意味一代兒童和年輕人，尤其是那些無法有效在家上學的兒童和年輕人，遭到嚴重的長期後果。
簡而言之，當今系統性健康危機的經濟影響可能如此之大，以至於財長不能再假設國家和全球衞生政策，尤其是針對不同衝擊的風險和準備評估，是衞生部門專業人員的專屬領域。相反，財長需要更多地與衞生領導人接觸，加強國家在未來危機中的應變能力。
在許多國家，財長迄今為止只制定負責衞生的職能部委的總體預算，而將執行工作留給相關部門。同樣，對衞生部長的日常要求往往會促使他們更多地關注公立醫院和衞生保健設施營運情況，而不是人口健康、危機預防和應對準備。各自角色的狹隘概念導致了次優的健康和經濟結果。
因此，財長需要更直接地參與影響公共衞生和經濟表現的關鍵領域的決策。對於在水和下水道、營養和體育、清潔能源、女童教育以及學校供餐計劃等領域，存在健康影響的政策和預算章節，多部門方針至關重要。
例如，在過去十年中，南非為女生和婦女提供了免費和免稅的衞生巾，智利引入了食品標籤並改變了學校供餐計劃，墨西哥消除了日托中心牛奶中的糖分。如這些例子所示，財政-衞生關係確定了節奏，但還需要其他部門的貢獻以完成交響樂。
此外，物有所值應該是醫療保健公共融資的中心。提高效率需要與促進公平齊頭並進。討論必須超越短期預算，着眼於通過更好的採購、改進的財務管理和問責機制，共同監督衞生系統的整體效率，協助確保醫療保健資金可持續及公平地實現特定成果。
例如，哥倫比亞根據來自全球市場的資料，對其衞生部門採取價格管控。墨西哥整合公共部門的藥品採購，對已獲美國、歐洲和日本監管機構批准的藥品自動授權。阿根廷在國家組織中引入了拍賣系統，經濟高效地為老年人提供護理。南非和印度正在聯合尋求豁免TRIPS（與貿易有關的智識產權）協定——其中涉及新冠的預防、遏制和治療——以解決市場失效問題，特別是大量接種等基本公共品成本過高的問題。
撇開財政問題不談，制定正確的公共政策和法規，對於促進更好的公共衞生至關重要。在這裏，財長可以對不健康產品徵稅；增加衞生領域的研發支出；加強競爭監管從而抑制藥品和醫療器械價格；確保為公共和私人健康保險公司制定強而有力的規則；以及遏制家庭直接自費支出。
為此，南非、尼日利亞、墨西哥和加蓬對含糖飲料徵稅；阿根廷和哥倫比亞提高了煙草稅；加蓬對捲煙徵收消費稅。尼日利亞制定了電話稅以資助醫療保健，南非計劃對電子煙和電子煙草徵稅，以阻止它們的使用，尤其是年輕人的使用。
最後，新冠大流行反映，僅在國家層面無法解決全球健康問題。重新構思衞生經濟對話必須包括重新思考國際財政和衞生機構的管理和績效，加強它們的合作。此外，這些組織應在其宏觀經濟風險評估中，納入健康危機預防和應對能力。
當前的全球危機要求衞生和經濟政策制定者，在國家和國際層面重塑和加強合作。通過在這一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財長可以為建設一個能夠更好地抵禦與健康相關的未來經濟威脅的世界作出貢獻。
Kemi Adeosun、Mauricio Cárdenas、Nicolás Dujovne、José Antonio González Anaya、Régis Immongault和Trevor Manuel，對本文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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