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極其關鍵，原因很多：這不僅關係到美國民主的存亡，還關係到對經濟的妥善組織管理，同時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選民面臨的不僅是不同政策之間的選擇，還是不同政策目標之間的選擇。雖然民主黨提名的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尚未詳細闡述其經濟議程，但她很可能會保留拜登（Joe Biden）總統手中方案的一些核心原則，包括維持競爭、保護環境（包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生活成本、保持增長，增強國家經濟主權和韌性，以及減少不平等的有力政策。
相比之下，她的對手、前總統特朗普對創造一個更為公正、穩健和可持續的經濟毫無興趣。相反共和黨候選人向煤炭和石油公司開出空白支票，並與馬斯克（Elon Musk）和蒂爾（Peter Thiel）等億萬富翁勾肩搭背。這可是個令美國經濟變得更弱、更缺乏競爭力也更不平等的常規操作。
此外，雖然妥善的經濟管理需要制定目標並設計政策來予以實現，但應對衝擊和抓住新機遇的能力也同樣重要。我們已經對每位候選人在這方面的表現有所瞭解。特朗普上個任期應對疫情一塌糊塗，致使一百多萬人喪生。在美國急需領導力之時，他卻建議人們往體內注射漂白劑。
應對史無前例的事件，需要在最科學的基礎上做出艱難的判斷。如果是賀錦麗，那美國人會得到一位在權衡利弊，制定平衡的解決方案方面深思熟慮且務實的人，而在特朗普身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意氣用事的自戀狂，喜歡渾水摸魚且抗拒科學專業知識。
以他對中國所提出挑戰的應對方案，徵收60%或更高全面關稅為例。任何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都會告訴他這將抬高物價，不僅是直接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還有其他無數含有中國零件的商品。而承擔最多成本的，將會是那些中低收入美國人。隨着通脹上升，聯儲局只能提高利率，而經濟則會受到增長放緩、通脹上升，和失業率上升的三重打擊。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採取了威脅聯儲局獨立性的極端立場，考慮到他一直試圖破壞司法和公務員制度獨立性，因此他再次擔任總統將催生持續經濟不確定、抑制投資和增長，並幾乎肯定會提高通脹預期。
特朗普提出的稅收政策也同樣讓人憂慮。回顧2017年針對企業和億萬富翁的減稅政策，未能刺激更多投資，只是鼓勵了股票回購。雖然共和黨人向來都喜歡為富人減稅，但至少還有少數人認識到這項政策會增加預算赤字，因此附加了一個從2025年開始生效的日落條款。但特朗普無視這類「涓滴式」減稅，不起作用且得不償失的證據，還想要延續並深化2017年的減稅政策，這將使國債增加數萬億美元。
雖然特朗普這類民粹煽動者並不在乎赤字，但美國和海外的投資者應該對此感到擔憂。非生產促進型支出導致的赤字膨脹，將進一步加劇通脹預期，削弱經濟表現，並加劇不平等。
同樣，廢除拜登政府標誌性的《通貨膨脹削減法》，不僅不利於環境和在對國家未來至關重要的關鍵領域的競爭力，還將撤銷降低藥品成本的條款，從而增加生活成本。
特朗普（以及他任命的親商界法官）還想廢除拜登及賀錦麗政府強有力的競爭政策，而這種做法又會通過強化市場力量，和扼殺創新來加劇不平等和削弱經濟表現。他還將取消通過更好地設計與收入掛鈎的學生貸款，來增加受高等教育機會的舉措，最終減少對美國這個最急需用來應對二十一世紀創新型經濟挑戰的部門的投資。
這就將我們引向了特朗普議程中，最可能影響美國長期經濟成就的幾個特點：首先，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將削減對基礎科學和技術的資助，而這正是美國過去200年間獲取競爭優勢，和不斷提升生活水準的源泉。美國的經濟實力顯然並非來自於賭場、高爾夫球場或豪華酒店。
在上一屆任期內，特朗普幾乎每年都提議大幅削減科技開支，但非極端主義的國會共和黨人阻止了這些預算削減。然而這一次情況有所不同，因為共和黨已經淪為特朗普的個人邪教。更糟糕的是，該黨已經宣布對美國多間大學發動聖戰，包括那些推動知識前沿、吸引全球最優秀人才、維持國家競爭優勢的頂尖學術機構。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一心想要破壞國內和國際的法治。他拒絕向供應商和承包商付款的長期過往紀錄說明了他的性格：這個人是個惡霸，會利用手中一切權力去搶劫他所能搶劫的人。而當他公開支持暴力叛亂分子時問題就更嚴重了。法治不僅是個我們應該珍惜的東西，它還對經濟和民主的良好運行至關重要。
步入2024年秋季，我們無法確知未來4年經濟將面臨哪些衝擊。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如果賀錦麗當選，2028年的經濟將更強大、更平等、也更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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